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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2年初的“降旧控新”之后，2013年3月银监会下发的 《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讨论稿）中，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除了提出“控制总量”的要求之外，还明确了“隔离风险”的监管思路。 与2012年同期出台的12号文相比，该意见稿新增了优化结构、严控新增和风险隔离三大任务目标，其中重点压缩县区级平台及高资产负债率平台的贷款规模。 现实是， 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任务而产生了庞大的融资需求。市场普遍预测，如果新规得到执行，平台贷收紧的结果，将倒逼城镇化融资路径进行新的尝试。 表外资产监管收紧 在这份讨论稿中，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发放和风险防范按照省级、市级、县区级平台进行分级区别对待：新增贷款应主要支持符合条件的省级融资平台和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合理融资需求；市级平台新增贷款应主要用于支持省会城市设立的平台；对财政收入较低、负债水平较高的非省会城市的地市级平台以及各地区县级平台，应减少贷款发放，加大清收力度。 去年年底，银监会曾发“463号文”，加强平台贷中通过信托、财务公司等影子银行融资的约束控制。时隔3个月，银监会再次发文，将风险重点指向了区、县级平台公司。 2012年以来，共有70个县级市的平台发行过债券，实际融资规模达到1708.5亿元。 但主体级别为A+和AA+的县级市分别仅有3个和1个，大部分主要集中在AA级。 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看来，此举意在把表外资产做表内监督。“一直以来，银监会作为银行业的直接监管部门，对表内资产有明确的监管体制，但是随着地市级以及区县级平台公司业务的大幅增加，表外资产成为不良资产的风险越来越高，压缩区县级平台贷，通过表内机构融资取而代之，对监管来说更直接、更方便。” 要求监管部门和各家银行均要建立包括银行贷款、企业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信托计划、理财产品等在内的全口径融资平台负债统计制度也是此次讨论稿中被明确的内容。 根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目前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为9.3万亿元，其中省级融资平台占比大约30%、地市级大致为44%、区县级约为27%。一旦区县级融资被压缩，将意味着有近2.5万亿元通过平台公司融资的贷款被压缩。 政企合作的“京郊试验” 虽然要控风险，但是并不意味着就不发展。 北京近郊的庞各庄镇，大兴区政府一直探索以“政企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发展中的资金问题。 “从2003年开始，我们配合大兴区政府，全力推动大规模农村城镇化改造，以探索新的融资模式。”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星牌集团董事长甘连舫说，小城镇不等同于盖住宅，重点应定位于产业地产，因为其能拉动地方经济、带动就业、创造长期稳定税源。 1997年，庞各庄镇被评为北京市小城镇建设试点镇。作为大兴区重点企业，北京星牌集团找到大兴区政府，提出了以文化产业带动基建项目建设，和政府合作开发新农村的思路。 到目前看来，这个思路正在显现出“双赢”的结果。 目前庞各庄镇2.5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已经建设了酒店、温泉等一系列文化产业配套设施。同时星牌集团要承担运动馆、规划中的少儿乐园中心、文化体育中心、全媒体等基建配套项目。 星牌集团的投资目前已经达到10亿元以上，而大兴区政府则是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例如在土地上，参与企业均可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结算地款，凡是一次性付清土地款的投资者或购地规模一次在50亩以上的投资者、给予投资人原定土地价格10%的优惠。 “如在庞各庄开发区的企业年纳税额超过1000万元或吸收本镇劳动力200人以上的企业，可享受土地‘零’地价。”甘连舫说。 显然，这种开发模式有别于地方政府单纯的依靠“卖地”来解决资金缺口，以及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来筹资建设的常规做法。 在经过几年的发展之后，大兴区已经有了全国唯一以新媒体产业为主的专业集聚区——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电视节目制作基地——星光影视园以及中国工业设计产业基地。文化创意产业的收入超过200亿元。 大兴区的探索，或许能给各地正在快速膨胀的城镇化建设提供个参考。 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城镇化快速推进的一个时间段。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规划测算，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将增加2亿~3亿城市人口，所需的配套资金将达到40万亿元左右。 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表示，城镇化的成本，严格意义上讲，就是将农民转变为市民而产生的成本。假设按1%的城镇化率提高计算，2011年～2020年每年新增人口约为1982万。按10万元的市民化成本粗略计算，则每年应支付的城市化成本粗略约为2万亿元。而已在城市里的还有1.2亿农民工 ，2011年～2020年期间，每年为这部分农民市民化将要支付将近1万亿元。 “而目前，单纯依靠贷款支持城镇化开发的模式，使得城镇化成本难以得到有效承担或化解”。冯奎说。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表示，对于新型城镇化概念，是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同时也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陷入圈地造城的怪圈。 银监会在此时对于区县级的地方融资平台收紧监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从金融上率先遏制住粗放经营城镇化的势头。 然而，随着多个省份已经把城镇化率列入其地方工作报告，成为政绩考核目标，包括国开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均表示，今年的贷款额度将向城镇化倾斜。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认为，城镇化涉及基础设施、土地、规划、住房等多个方面，银行应制定与城镇化发展相匹配、结合自身优势的特色化发展战略。“可以通过培育一批信用度高、低风险的优质客户，审慎调整行业准入门槛，或采取创新担保方式，加强贷前、贷中、贷后全程信贷监管，加强与第三方如保险、担保公司合作，分散风险，来防范支持城镇化进程中的相关业务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