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原题： 什么吹冷了企业公民的爱心，原载中国商界）
文：李兴国内工商登记注册过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为什么99%的企业从未参与过捐赠，是爱心缺失还是制度缺陷？ 2005年11月13日，新华社的一则短消息令人震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透露说，国内99%的企业从未参与过捐赠。
陈新年带领部室所做的课题———《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刚刚完成，就是在这个课题的报告中，“国内99％的企业从未参与过捐赠”的消息被广为传播。目前我国的慈善机构不仅规模小，而且大多是官办机构。国内现有的大大小小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计，仅占到国内GDP的0.1%。根据有关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而美国通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到了美国GDP的9%。美国的富裕阶层——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达6700多亿美元。
与此同时，此前曾被媒体关注过的《福布斯》中国百富榜上榜者中有七成没有出现在随后公布的慈善榜一事再次被人们记起。根据目前国内最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他们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的，中国内地富豪的捐赠还不到15%。 一时间，关于富人们的同情心与社会责任哪里去了，中国富豪为什么不捐赠的质问接踵而来。人们不禁在问，中国企业公民，难道真的在慈善面前百里难挑一吗？ 慈善遭遇制度门槛 当堂堂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向中华慈善总会捐出500元钱，随后申请减税的手续竟然多达10道的尴尬故事在11月17日被其本人公之于众后，关于当前制度拖慈善事业发展后腿的看法好像已经成为共识。王司长的“黑色幽默”说出了许多企业的心里话。 “按照企业只有3％捐赠免税的政策，我们捐款越多，纳税就越多。”彤程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宁曾对媒体说：“这实际上是不主张我们捐赠。”民政部部长李学举也认为，“目前的税收政策对企业而言，不仅不能带来多少税收减免，还要对限额以外的捐赠支付相应的税费，影响了企业捐赠的积极性。”四川一位企业家在向税务部门申请免除33％税收的时候被告知，只有捐钱给国家主办的少数几个慈善机构，才能得到这种免税待遇。而他向其他贫困山区捐赠的款项不能享受这种免税待遇，这位企业家的捐款热情顿时被无情地浇灭了，以后他就很少捐款了。 相对来说，在美国慈善业集资就要容易得多，美国1986年颁布的税收法典就规定了公益性机构可以免征所得税。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认为，由于西方国家的遗产税数额非常高，比如美国就达到了50%，所以很多美国的富豪都宁愿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用作公益事业。像美国非常著名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都是富豪用个人名义创办的私人基金会。中国由于不存在遗产税，所以很多富豪就愿意积累财富，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在减免税问题上，美国规定，如果一个企业向社会捐出善款，那么如果这个善款的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那么应该减免10%的税款，如果不到10%，则可以在税收里扣除已经捐出的善款。根据中国目前的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免除。就是这3%，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企业只有向事先得到国家批准的少数基金会捐款才能得到减免税收的优惠。王振耀的切身体验说明：中国虽然有很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很多人捐款之后还是没有申请免税，除了不了解税法的原因外，也有因申请免税手续繁琐而放弃的。
对此，民政部在11月中华慈善大会上公布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年)》中提出：要加强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推动制定便利捐赠人办理税收优惠政策的手续等，以保护捐赠人应得利益。据悉，民政部正在于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税政司进行磋商，提高慈善捐款免税的额度以鼓励慈善捐赠。
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看，企业投入慈善事业的回报在哪里呢？从宏观上看，慈善事业有助于缓解阶层矛盾，被人们称作是市场分配、税收分配之后的第三次分配。前两者是重在维护效率的同时努力保证公平，而慈善分配通过将一个社会富裕者的财产向贫穷者转移，减小贫富之间过大的差距，以平衡阶层矛盾。从微观上分析，企业主在投入慈善的同时至少伴随着两种风险：一是露富的风险，二是善款不能善用。 爱心考验机构公信 深圳彭年集团董事长余彭年给湖南捐赠的10辆三菱救护车被改成领导专用车和上海捐赠者收到受助者假信事件等一系列公益活动中暴露出的问题使得公益组织的信任危机浮出水面。盛怒之下，余彭年将车辆悉数收回，转赠给某县医疗机构。然而他没想到，转赠的救护车再次被挪用。 不少企业家认为，行善渠道不畅和对公益组织的不信任是他们不愿意捐赠的另一个主要原因。11月21日，温州一开集团董事长屠昌忠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正在江西为贫困大学生捐款。他告诉记者，他只所以选择面对面的捐款方式，一方面是体现对慈善事业的重视，另一方面他对目前的一此慈善组织还不是很信任。陕西一家工贸企业负责人李先生告诉记者，如果让他选择献爱心的方式，他一定要亲手将善款交到受助者手中——因为目前的公益组织他不放心。 当付出与风险超过了回报本身，企业主自然缺少动力去从事捐赠事业的。从制度层面看，如何做到善款善用，通过立法的形式，推行对各种公益财产运作主体的社会监督，保证公益财产的公开和透明成了当前推动慈善事来的当务之急。 我国过去没有个人基金会的规定，企业家捐赠多是通过现有的慈善社团。连续三年进入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卓达集团负责人杨卓舒表示，他常在痛苦的心态中捐款。他给一些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每人每年600元，帮助他们重返校园，但他常常收到来信：“杨伯伯，您寄来的一百块钱收到了”。为了避免“截流”，他开始设立基金，除了教育，还进行扶贫。 目前我国的慈善团体90%以上都是官办。基金会的行政化，使它染上了很多行政机构的官僚病。其症状之一就是财务混乱，信息不公开。其不健全的治理结构，导致经手人很容易将善款中饱私囊。由于存在信任问题，随着政策的松动，不少企业家选择成立自己的公益基金会，自助捐赠。2005年11月，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财富人生慈善公益发展基金揭牌。据称这是上海首个企业家公益基金。在启动仪式上，松山日新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云薇女士个人捐赠50万元人民币，成为第一笔运作基金。 社会公信力的不足甚至缺失造成了一些企业有心捐献，却不知渠道或不敢放心捐出。 社会公信力的不足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公益组织筹不到钱。 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曾分析认为，公益组织筹不到钱主要原因是捐赠的资源不足，捐赠意识不强。即使有限的捐赠资金大部分流向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机构，因为他们的影响力、营销能力、项目策划能力都比较强，而其他民间组织要找捐款确实比较困难。如当前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青基会，已经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两家慈善公益组织，但其一年运作的公益善款分别只有8000万元和6000万元。其余的公益组织则维系困难。 清华大学邓国胜认为，目前的劝募市场还是行政动员占主导，民间的筹资空间比较小，所以就比较难。国外有些组织是专门筹款，有的专门做项目，分工比较明确。筹款机构有专门的筹款人员，专门做筹款。国内大多数机构还都是自己筹钱自己做事，分工不细。专业化程度不高，筹款的技能很欠缺，筹款的能力很弱。 国外慈善基金监管严格 数据显示，美国有5.6万多家基金会，总资产近5000亿美元，其中独立的私人基金会约占85%，公司基金会约占5%，两项在数量和总资产上占到了90%以上。从制度到社会舆论，对这些基金会的监督是相当严格的。美国联合劝募会总裁阿拉蒙尼曾经用善款支付高额工资、坐飞机头等舱，还给女朋友买别墅，此事被披露后他被迫辞职。这些基金会多以公司的形式按照市场化的操作规律，通过广告、社会活动、上门推销等多种形式募集社会捐赠，其手段借鉴了大量赢利企业的模式，效果明显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战略启发公益意识 富豪榜上的风光与慈善榜上的缺位反差强烈，萌动的公益战略与冷漠的态度并存，这就是目前中国企业公益意识的现状。 11月10日，浙江温州的一开电气集团在全国创造性地开设“慈善部”，把慈善行为纳入企业的日常工作。记者随后电话采访了正在外地捐款的一开电气集团董事长屠昌忠。屠告诉记者，一开电气集团以前也曾多次捐款，但都是单凭一腔热情，随机性和偶然性很大，从来没有上升到企业战略层面来有计划、有系统考虑。今年10月他参加了民建党举办的“中国非公经济发展论坛”，会上倡议的“思源工程”使屠昌忠来了灵感。于是他决定成立专门部门派专人专职去做，使得慈善成为企业的日常行动，并与企业的发展战略协调起业。在成立当天，一开的慈善部首先向江西翻译学院的4名贫困学生捐助8000元。据屠昌忠介绍，慈善部一年的“慈善预算”在100万元左右。目前他正在考虑邀请一位慈善规划高手来作慈善部的顾问，目前已经有多位热心人表示要义务工作。11月14日，应江西广播电视大学的邀请，屠昌忠来到该学校进行捐资助学活动并设置“一开助学金”。集团还与该校签定了优先考虑贫苦学生的就业协议，并与贫苦学生结对助学服务。
同在温州，2003年1月，由正泰集团等企业发起的“乐清市民营企业扶贫济困总会”的会员多达162家企业，这是全国第一家民企自发组建的慈善机构。据介绍，民企总会成立以来，各企业每年以5%的年利率金额上交给总会作为会费，两年多来共收会费1700多万元，已投入扶贫救助资金1000多万元。 中国人挣钱留给孩子，西方人挣钱捐赠社会，这是中西方对捐赠的意识差别。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家族观念比较强，一切都留给孩子就是最大的爱，挣了钱，似乎是一定要留给孩子的。许多美国人也都认为，如果给子孙留下太多的遗产，就不免会助长他们不思进取的思想，对子孙没有任何好处。美国慈善家、世纪公司的创始人詹姆斯·斯托尔斯说：“我们不想把财产都留给孩子们，这样会毁了他们。如果给孩子们留下巨大的财富，让他们甚至连早晨早起的理由都没有，那我们就害了他们。”斯托尔斯夫妇打算把他们大部分的财产都捐给他们在堪萨斯创立的一个医疗中心。美国人把慈善事业当成投资来看待，但中国的富豪们仅把捐赠看成是“同情”、“怜悯”和“觉悟高”的一种行为，很少有把捐赠同企业与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 陈新年认为，现在国内很多企业还停留在这样的意识上——谁得了白血病，就赶紧出钱捐赠；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是不够的，应该从文化上形成一个常规性的社会互助氛围。同样，对一个企业来说，捐赠不能只凭一时的冲动与热情，要在企业战略层面上规划捐赠行为，使其既成为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成为企业形象建设、企业员工教育、企业健康发展的动力。
慈善捐赠的本质是一种公益事业，它不是硬性的任务。专家认为，当前最需要的就是在中国富豪的心灵注入一种理性的财富文化观与财富责任观，催发他们心灵向善程度的提高，改变中国富豪在慈善公益事业中的“不作为”现象。
美国的慈善事业
美国的慈善事业起步较早且秉承了欧洲慈善家的传统。美国慈善家们对于公共事业的资助主要集中在教育、政治、扶贫济困和科普。连续十一年排名世界首富的微软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他在过去四年的时间里，一共捐出了230亿美元，相当于他净资产的54%。美国的慈善事业并不完全是纯粹为了公益，它不但是回报社会、体现善心、树立公众形象的一条重要途径，而且也是合理避税的一种方法。 责任拷问企业公民 为什么商战中千军可胜，却在小小的“慈善考试”面前考不及格？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据介绍，中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有2200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还有6000万残疾人和1.4亿6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社会提供帮助。但是，百里难挑一的企业公民担不起99%企业的社会责任。什么原因使中国慈善事业举步维艰，什么原因使企业公民不尽其责呢？ 英国的“企业公民会社”认为，企业是社会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国家的公民之一；企业有权利，也有责任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弗兰奇为代表的伦理学派主张，企业在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同时，也具有独立的道德人格，它不应只关心利润最大化，而应该承担除经济责任之外的更为广泛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通用定义是指一个企业对自己的股东和股东以外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这一概念广为流行，连《财富》和《福布斯》这样的商业杂志在企业排名评比时，都有“社会责任”标准。陈新年的话很形象：“有钱人车有了，房子有了，动不动几万元钱一顿饭。这样的消费很令老百姓不满，感觉你有钱不拿出来。”
今年，北京市慈善协会联合媒体对一个来自甘肃天水、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进行了救助。在相关报道推出后的第二天，该协会就收到了184份捐款，共筹款额近8万元。但令人尴尬的是，捐款中没有一份以企业名义送来的捐款——经济实力最弱的百姓捐了大头，捐助能力最强的企业只占小头。这苦涩的故事像是抛向企业公民们无尽的嘲讽。 当胡润打着“寻找中国的卡耐基”的口号打造“慈善排行榜”时，有人认为，中国私营业主积累财富时间还太短，难以“有钱”来捐赠。最终胡先生只能幽默而无奈地说：中国的卡耐基还在路上。 11月21日，万达集团的王健林在中国慈善大会非政府组织论坛答记者问时表示，做慈善事业不在于有没有钱，主要是有没有慈善意识，中国企业不应等到富有之后才来做慈善。在一些发达国家，对企业和个人捐赠的比例都达到了50％以上，所以中国企业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仍需要提高，“企业还处于爬坡阶段”不应成为企业拒绝捐赠的挡箭牌。 专家认为，中国企业刚刚结束自己的原始积累。在这之前，许多企业家最关心的是怎样增加自己的财富，怎样让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所以没有太多的精力去顾及慈善事业。当务之急是利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对这些企业家进行慈善事业的启蒙教育，让他们回馈社会，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身处中国商界中的中国企业家们，你们的企业公民责任尽到了吗？什么是企业公民
企业公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主要包括遵守法律、现存规则以及国际标准，防范腐败贿赂，包括道德行为准则问题以及商业原则问题。二是对人的责任，主要包括员工安全计划，就业机会均等、反对歧视、薪酬公平等等。三是对环境的责任，主要包括维护环境质量，使用清洁能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等。四是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主要指广义的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比如传播国际标准、向贫困社区提供要素产品和服务，如水、能源、医药、教育和信息技术等，这些贡献在某些行业可能成为企业核心战略的一部分，成为企业社会投资、慈善或者社区服务行动的一部分。 美国波士顿学院给出的企业公民定义是：企业公民是指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商业实践、运作和政策相整合的行为方式。一个企业公民认为公司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因此，它会全面考虑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人的影响，包括雇员、客户、社区、供应商和自然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