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摘 要：战后东亚地区创造了有目共睹的经济奇迹，但事隔不久就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这就给研究者提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种转变。本文试图运用演化经济学的方法，从长波运动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产业转移的角度，对“东亚奇迹”的创造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作出前后一致的解释，最后指出处于技术依附地位的国家存在着“外围化”的危险，为改变这种地位必须充分抓住第五次长波运动的机遇。
关键词：长波理论 产业转移 东亚奇迹东亚金融危机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东亚（除日本外）出现了持续性、地区性的高速增长，而这一时期美欧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滞胀”时期；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经济恰好进入了战后最长经济扩张的第六个年头。这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东亚奇迹”的出现以及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世界范围内的长波运动有关，这正是本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长波理论 从长波理论看“东亚奇迹”和东亚金融危机[1]](http://img.aihuau.com/images/a/0602020606/020610064096581177.jpeg)
一、长波理论的简单介绍
长波（即长周期）理论最先是由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提出，在1925年和1928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他通过对英法两国统计资料（主要是19世纪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序列）的分析，发现了资本主义各国普遍存在跨度为50-60年的周期性经济波动，由此开创了长波研究的先河。康德拉季耶夫虽然没有揭示长波产生的真正原因，但他观察到，在长波的下降阶段，生产技术和通讯方面常常会出现许多重要的发明，但它们通常只有在下一个长波的上升阶段才能得到大规模的应用[1]。
事实上，康氏的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人，继康德拉季耶夫之后，熊彼特在长波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突破，并把长波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波。运用早期建立的创新理论，熊彼特批判性地发展了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对长波现象做出了“内生化”理论解释。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过程本身是不平衡的，“它是流量系统自发和不连续的变化”，而引发这种变化的根源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也就是“创新”。在熊彼特的理论中，创新是打破经济“循环流转”稳态，推动经济发展和生产方式变化的革命性因素[2]。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繁荣把经济学家的兴趣从研究周期的甄别和成因转移到研究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以及不同国家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上来，长波理论受到多数学者的冷落。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经济的萧条和衰退导致长周期研究传统的明显恢复。虽然早先很多学者对长波的存在性表示怀疑，并对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提出很多批评，但70年代的经济状况似乎验证了康德拉季耶夫波的存在：资本主义经济步入了第四次长波的萧条阶段。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很多经济学家进入到这一研究领域中。
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基本是把前一阶段的理论进行修正和扩展。经济学家一方面利用更加完备的统计资料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检验，另一方面发展出更完善的模型和方法对长波进行深入研究。德国经济学家门斯（Mensch）在《技术的僵局》（1975）一书中区分了基本创新、改进型创新和虚假创新的概念，并将产业生命周期引入长波分析中，试图解释从繁荣陷入衰退的高位转折点和从萧条走向复苏的低位转折点出现的原因。他提出，萧条和大危机是迫使政府和企业寻求新技术以摆脱困境的主要原因，他把这种迫使社会通过创新寻求出路的窘境称为“技术僵局”[3]。
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范.杜因（van Duijin,1983）提出了从创新生命周期和基础设施这两个主要维度解释长波运动的新观点，并认为对长波的完整解释需要考虑两者间的相互影响。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预期来决定的，从而，一旦预期发生变化，不管是由于真实的原因（如过剩生产能力正在明显形成），还是由于想象的原因（如对新技术的鼓吹、对战争的恐惧），都很难转变它们。实际上，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泡沫”（过度的繁荣）和“危机”（过度的衰退）的出现。根据这一理论框架，杜因给出了自己的长波年表和相应的经验数据（参见表1）。
表1 范.杜因的长波年表
资料来源：范.杜因（1983）：《经济长波与创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
运用这一理论，杜因还得出一些重要结论，例如，通过对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区分，他发现在新行业、现有行业和基础部门中，基础创新的方式及其发生的频率和时期是不同的。创造全新行业的产品创新，最有可能在萧条和复苏阶段出现，而基础部门的工艺创新，在除萧条以外的其他三个阶段，发生的概率都比较大。杜因认为，这与需求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4]。他的这些发现，为认识长波运动在今天的表现，提供了很有益的理论帮助。
[1] 较详尽的论述参见范.杜因（1983）：《经济长波与创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83-85页。
[2] 较详尽的论述参见约瑟夫.熊彼特（1934）：《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版，2000年第4次印刷。
[3] 其研究成果及评价参见赵涛：《经济长波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二章。
[4] 较详尽的论述参见范.杜因（1983）：《经济长波与创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