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领军之道：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明确的宗旨是科学决策的前提。企业只有将创造顾客作为唯一宗旨，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才能减少决策中的失误。只有以顾客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企业，才能获得最强的生命力。 管理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决策。决策的实质是根据客观形势和自身条件选择实现目标的方式方法。如果一个组织的宗旨及由宗旨决定的目标十分明确，且得到大多数成员的认同，只是在方式方法选择方面出现了分歧，一般来说，比较容易通过讨论达成一致。怕就怕组织的宗旨不明确，众人追求不同，各打各的小算盘。这个道理十分简单，可实际管理中，问题常出在这里。因为组织各成员包括最高管理者，每个人都有自身利益，追求的目标常不一致，难免影响到他们决策时的态度，也就是俗话说的"屁股指挥脑袋"。这是当前一些企业决策困难，决策后也难以得到多数成员认同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明确而统一的宗旨是组织正确决策的大前提，如果大前提模糊，决策时自然难以形成一致意见。
在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的实践中，毛泽东也曾遇到不少重大抉择。如怎样规定军队的主要任务，怎样确定敌我友，怎样看待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利益关系，怎样处理军队内外的各种矛盾，等等。由于毛泽东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定为我军唯一的宗旨，并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使这一宗旨真正为全军官兵所接受，这就为军队各项决策提供了最终依据。对一些颇有争议的问题，大家都站到人民的立场上，充分考虑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就比较容易统一认识。历史上我军之所以能在一些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作出正确决策，之所以全军将士积极拥护这些决策，是与建军宗旨明确，全军上下信守这一宗旨分不开的。 例如，"七七事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红军要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对于这一重大转变，开始时许多官兵就想不通：红军与白军相互厮杀了10年，结下血海深仇，那么多的亲人、战友倒在敌人的屠刀下，现在突然要接受对手的改编，摘下被许多同志视为生命的红五星，改穿国民党军服，戴上青天白日帽徽，不难想象这个思想上、情感上的弯子有多大。20世纪80年代上演的话剧《陈毅出山》，反映的就是这段历史：当时陈毅同志奉命到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的各游击区，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指示，安排红军游击队的整编工作。由于长期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不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许多同志根本不相信这真是党中央的决定。一支红军游击队的队长，差点儿把陈毅当做国民党派来劝降的奸细杀掉。剧中的主人公确有人物原型，他叫谭余保。后来，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广大官兵从军队宗旨和民族大义出发，认识到全民抗战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自觉地服从了党中央的决定。在八路军129师召开的抗战出征大会上，面对不舍得换去红军军装的官兵，师长刘伯承带头摘下佩戴了10年的红五星，动情地说："我们虽然帽子换了，但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 再如，自古以来，军队都是吃皇粮的，其主要职能就是打仗。而毛泽东却提出，红军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的，它有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后来他又提出，解放军要成为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这些决策的主要依据也是我军宗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野蛮破坏，国民党反动派的遏制和封锁，以及连年遭受水、旱、虫灾，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一度非常困难，"水小鱼大，兵多难养"的矛盾十分突出。摆在我军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或者停止发展，或者加重税负。毛泽东认为，这两条路都不能走，因为都对人民的事业不利，于是他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经过军民共同努力，到1943年，一些部队不仅做到了粮食和生活用品全部自给，而且反过来向边区政府上交粮食，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从现代社会强调社会分工的角度看，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好像不合潮流。但在特定历史时期，这却是坚持人民军队宗旨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已成为我军的光荣传统。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一再要求"军队要忍耐"，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全局，也是从军队宗旨出发的。为了集中财力搞经济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军实际军费一直是负增长。1991年，300万人民解放军，只有300多亿军费，人均1万元，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二，连印度的军费都比我军高出好几倍。而当年美军的人均军费是15万美元。军费短缺给军队自身建设和官兵生活带来许多困难。举个具体例子，部队改换85式新军装时，由于经费困难，每个军官只发了一套，给正常换洗带来诸多不便，就拿笔者本人来说，当上师职干部后，很长一段时间还穿着打补丁的军裤。由此可见军队当时的窘境。因为有了长期宗旨教育打下的思想基础，全军官兵才能自觉地服从大局，最终战胜了这些困难。这种情况若发生在外军，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