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领军之道：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是我军发展由初创走向成熟的里程碑。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主要精神之一，就是明确了党与军队的关系，强调党不仅要管党员、管政治工作，而且要管军事、管打仗。"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力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在军史上，通常将《古田会议决议》称为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次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构建起我军的领导体制。 古田会议后，党指挥枪的原则开始为红军各级指战员所接受，成为我军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军魂"。当然，围绕要不要及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后来又经历了多次斗争。例如，长征途中张国焘将红四方面军作为资本，自恃人多势众，按照"谁有军队，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的军阀逻辑，企图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一度猖狂到另立中央的程度。后来，经过党内同志的坚决斗争，并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才解决了红军内部的这场危机。总结与张国焘分裂行为斗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547页。并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纪律。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及其相关制度，在管理理论上是一种创新。我军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组建的，建军初期借鉴了苏联红军的许多经验，如强调党对红军的领导、委派政治委员、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等。但毛泽东构建的我军领导体制，却与苏联红军有明显不同。如我军实行的是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苏军只是在团以上单位设立党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党务工作，并不领导单位全面建设和业务工作；我军普遍实行的是军政双首长制，苏军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我军明确规定政治机关是党委的办事机关，苏军的政治机关则是在军事首长的领导下，指导党务委员会开展工作，等等。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曾试图否定古田会议确定的领导体制，盲目地照抄苏军的做法，一度取消了党委集体领导，赋予政治委员所谓的最后决定权，结果造成"左"倾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对我军的发展壮大有深远意义。因为，它彻底解决了近代以来"兵为将有"的问题，保证了军权始终掌握在党组织手中，使军队不再成为个别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从军史上看，建立起这套制度后，不管是什么人，采取何种手段，如果不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都别想调动军队的一兵一卒，更别说利用手中的指挥权干坏事了。历史上，我军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不用说基层官兵成分比较复杂，在高层领导中，也不乏投机分子或经不住考验者。从红军时代的龚楚、孔荷宠，到抗战时期的张国焘、何畏，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离队、叛逃的情况屡有发生。可他们至多只能带走身边的少数亲信，根本无法控制整个部队。这都是因为"党指挥枪的原则"发挥了作用。"文革"中林彪等人的权力那么大，直接控制着军委办事组，可林立果阴谋政变时，找长征路上曾经给林彪当过警卫员、时任某师政委的关光烈求助，仍免不了碰壁。正因为长期实行了这样的领导体制，所以，庐山会议后，面对林彪一伙的阴阳两手，软磨硬抗，毛泽东仍非常自信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页。。 近些年，不断有人对党指挥枪的原则说三道四，鼓吹军队"非党化"、"国家化"。如果是出于政治目的，那无需多说。即便真的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也是糊涂观念。持这种看法的人大概忘记了，在中国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当军队失去强有力的控制时，曾出现过什么局面。而在目前社会条件下，除了共产党，谁又能真正控制得住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