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领军之道：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再举一个赏罚及时的例子。电影《大转折》中有这样一组镜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为维护纪律，争取民心，部队作出一系列纪律规定。政委邓小平亲自带人进行检查，发现警卫团一位副连长私闯民宅，拿了老百姓一些布匹，想为部队解决冬装。邓小平马上让有关部门严肃查处，将这位副连长当众处决。按说，拿点布为部队解决冬装并不是杀头的罪。当时不仅基层官兵对这位副连长有些同情，一些老百姓也纷纷为他求情。可纪律就是纪律，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这样大张旗鼓地严肃处理，就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违纪问题。 以上这些原则，属于奖惩方面的一般规律，毛泽东及我军领导人只是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我军管理工作最有特点的，则是将奖惩与思想教育紧密结合，通过奖惩达到教育官兵，启发自觉的目的。其独创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调奖励和惩罚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教育方法。其目的是为了表扬先进，批评落后，带动中间，激励官兵共同进步。因此，奖励的对象应该是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靠自身努力创造出优异成绩，且为多数群众所信服的单位和个人。而惩罚的对象本身应确有过错，处罚之后，能令多数群众心服口服。衡量奖惩工作做得好坏，应主要看奖惩实施过后，官兵的思想是否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将奖惩视为教育手段，而不仅仅是激励手段，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之一。历史上凡治军、从政方面有成就者，在抓好精神灌输时，都很看重严明法纪的教育作用，强调"以法为师"、"以吏为师"。通过正确实施奖惩，使部属意识到管理者真正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进而不折不扣地按上级要求去做。这种教育与着眼于启发自觉的思想教育不同。开始阶段，一些人可能想不通，甚至产生抵触情绪，想不通不要紧，但必须严格按要求去做。慢慢地，习惯成自然，行为的变化会引起思想和情感方面的积极变化。 将奖惩视为一种教育方式，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很值得企业管理者深思。现在不少企业家只是将奖惩视为一种分配方式，有些人甚至把奖惩视为维护个人权威的一种手段，因而随心所欲，滥施奖惩。其实，从管理角度看，赏罚本身确实不是目的。赏得再多，罚得再狠，如果未对多数员工的思想和心理产生积极影响，也不能视为成功。 二是注意做好赏罚过程中的思想工作。既然奖惩只是思想教育的一种手段，为了达到教育目的，自然就需特别注意实施过程中当事人及周围群众思想的变化，认真做好思想工作。惩罚就不必说了，罚到谁头上，都会有负作用。如何处罚才能让正面影响最大，负面影响最小，这本身就很值得研究。奖励按说是好事，应该皆大欢喜。可实际上，管理者也必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否则好事都办不好。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位部属表现不错，工作中做出了明显成绩，领导应如何看待？有人说，这还不简单，重奖就是了。可领导真这么做了，效果未必好。不仅当事人可能因此骄傲起来，周围同事对他的态度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相反，会做工作的领导，会找这位同志认真地谈一次话，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着重点出其不足，提醒他注意摆正个人努力与团队、同事的关系。不过，领导在公开场合，则大讲这位同志的努力和贡献，号召周围同事向他学习。相信有管理经验的人，定会判断出哪一种办法更为可取。 三是不主张搞过多的物质奖励。我军一向主张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方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奖励主要是一种政治荣誉，很少与物质利益挂钩。像飞夺泸定桥幸存的十几位突击队员，也不过每人奖给一套列宁装、一个笔记本、两支钢笔。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立功受奖开始有了一定的"含金量"。可这与官兵们付出的努力比，与地方相应的奖励比，仍然微不足道。如个人立个三等功，最初的奖金不过50元。 我军之所以坚持以精神奖励为主的方针，主要是考虑奖励的教育效果和影响。因为，物质奖励过多过重，难免会产生一些负作用，影响受奖人与周围同事的关系。在任何一个集体中，工作都是大家一起做的，只不过有些人的贡献相对突出，成绩较为明显。给予这些同志一定的政治荣誉，一般来说大家不会有异议。可如果物质奖励方面过于悬殊，少数人名利双收，其他人一无所获或所得甚微，很容易导致人们将奖励视为分配，进而产生斤斤计较之心，抱怨领导分配不公。结果，激励了一两个人，而影响了多数人的积极性。 四是坚决反对惩办主义。我军一贯反对滥施处罚，认为对犯错误者个人来说，过重的惩戒会伤其自尊，破坏其改正错误的信心。对于一个单位来说，过多的处分会使部队情绪消沉，士气低落。对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官兵，主要是分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能不给处分的就不要给处分。对于违抗命令和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给予必要惩戒的，也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所以，多年以来，我军处分官兵，通常都要写出处分决定，先指明错误事实，然后分析其危害和影响，最后一定要写上"为教育本人和群众，特决定给予某某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