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于去年早些时候被青岛双星集团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五次联席会议认定为其“终身总裁”的著名企业家、青岛双星集团总裁汪海先生，又于12月23日为北京无形资产开发研究中心评价其企业家价值为10.2099亿元人民币。作为迄今仅存的唯一一位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汪海总裁的被价值认定，这在中国企业家价值认定史上为首开先例。这里，起码有三个突破：一是“终身总裁”——突破了企业家在位的年龄边界；一是企业家个人自身价值精确计算——突破了计划经济下的国有（部门所有）模糊和不计价的传统范畴；一是企业职代会“自作主张”——突破了传统行政体制的人为障碍。其最重大战略意义在于：围绕汪海被企业职工认定为“终身总裁”、其自身价值被为中介机构明码标价，以及由企业自身“员工群体自主”，自发地给企业家戴上了含金量最高的桂冠，它标志着我国社会的一大进步，就是对最可宝贵资源——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认定和评价，这不仅对于更为具体、有效而科学地发挥企业家积极性、创造性以及由此而更为具体、有效而科学地发挥整个企业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创造性有着重大而又现实的意义，而且对整个人事制度彻底实现政企分开、企业家真正走上职业化道路，打破“60岁边界”，因而产除“59岁现象”，培育“百岁企业”和保持并进一步强化企业核心能力，都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当然，这是一场关乎中国企业家如何在中国经济日益市场化、现代化大背景下，其自身价值得到科学认定的空前的变革；是中国企业家这一最重要人力资本价值认定机制由“官（场）本位”向“市（场）本位”过渡的空前的变革。因此，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回答和把握的课题是：如何在理念上，进而在政策与法规上划清一系列原则性的界限。
1、划清职业企业家同非职业企业家的界限。
这是关乎企业家价值认定的对象问题，它是整个认定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首先要问：何为“企业家”？人们可引证萨伊、萨缪尔森、马歇尔乃至熊彼德等等，不过我认为，以杜拉克的论点为根据，说的更正确一些，可否如此表述：所谓企业家，乃有能力将资源变为财富并以此为人生价值追求的人。毫无疑问，使双星从83年资产不足800万元、职工2000多人发展到99年资产达20亿、职工30000多人、品牌价值50亿的汪海们，当然是这样的企业家了。
从一特定视角上看，作为市场企业家即职业企业家的汪海们，同官场企业家即非职业企业家是根本不同的。其一，社会定位不同。职业企业家是由市场定位的，他们的社会声望、地位等等是在市场竞争中拼搏出来的；不是行政任命出来的。君不见，曾几何时，关于汪海之“争议”是汪海总裁用其近廿载的辉煌业绩使之销声匿迹的。其二，产品运作不同。职业企家运作的是商品，而行政官员运作的是水、电、交通和其它公务等公共物品。其三，价值认定机制不同。职业企业家的认定主要是市场机制，而非职业企业家即官场企业家认定主要依赖于行政机制。
2、划清二种不同人力资本的界限。
这是进行企业家价值认定的内容，它是回答、把握所要认定的企业家价值的实体“是什么”的问题。
1998年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650家企业的1050位董事长，总经理，平均年薪为49379元，而在发达国家，企业家被称为“打工皇帝”，其薪酬数额一般为工人的24倍，近年来美国一些企业甚至扩大到200倍。这一其巨大的量上的差别告诉人们，普通工人所有的劳力，同企业家劳力是二种根本不同性质的人力资本。其一，劳力性质不同。象汪海们这样的企业家的劳力资本是企业核心能力的第一人格载体。这在汪总身上即表现为第一个推行“东部发展，西部开发”的战略；第一个以企业名义举行新闻发布会；第一个在业界性博览会上弘扬“东方鞋文化”┄┄十几个“第一”的，这显然是双星集团核心能力的直接而具体体现；其首位人格载体只能是作为总裁的汪海；至于某一个别员工，他可能是自己岗位作业中的能手，但决谈不上这些“第一”中某“一个”之载体的。其二，定价机制不同。其劳力价格的认定：一个是由经理市场认定；一个由劳务市场认定。尽管中国典型意义的经理市场还未真正形成，但其势所必然是这样的。其三，社会地位不同。在国外，企业家是社会地位极高的一种职业。在历来为“官本位”的中国，这问题正待解决，但有一点要讲清楚，就是脑海深处的“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之类的传统观念，那是必须坚决、认真而科学地予以否定的。诸葛亮就是诸葛亮。这并不是看不起工人；这是二回事。传统的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以体力劳动为核心的八级工资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整个工资制度体制、影响的传统观念应当彻底打破。是否应当确立这样一个新观念：如同不能将作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共产党员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一样，也不可将优秀企业家混同于一般工人。类似海尔企业管理中的80：20原则，关键的少数决定非关键的多数的成功经验，等等，都佐证了这一点。
3、划清生产要素同企业能力尢其是核心能力的界限。
这是进行企业家价值认定的定性问题，它是回答、把握所要认定的 企业家具有的价值之性质“是什么”的问题。
当我们将企业家的自身价值确立为一种可计算的一定数量价值的时候，一些学者便认为：企业家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要素；在承认劳动力是商品的同时，一些论者引申出企业家也是商品的观点。我以为，这都有些不妥。必须明了，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认清企业家价值的性质、特征。其一，人力要素同人格要素不是一个东西。显然，当我们说汪总作企业家其价值为10多亿，那只是说的前者，即人的能力、业务技能等，这是其人力要素的资本化价格，决不可说这同时还包括了汪总的良心、名誉等等人格素质在内；尽管二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其二，潜在的人力资本同现实的人力资本亦不是一个东西。勿庸讳言，作为生产力的人力资本，当然是处在生产运作中的人力资本，而非潜在的人力资本。“双星职代会”之所以作了决定，希望汪总到点先不要下岗，和他们一起继续作战，是他们相信，有汪总的领导，能保证每天30万双鞋能销出去，这是活生生的生产力，不是潜在的生产要素。其三，人力资本同核心人力资本不是一个东西。如上所说，企业家是企业核心能力的人格载体，而普通员工是一般人力资本载体，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4．划清从经济视角进行精确价值计算同从社会进行非精确价值计算的界限。
这是进行企业家价值认定的具体的计量方法问题。
认定汪总企业家价值为10亿，而其企业品牌为50亿，相当于其1/5。这一精确的货币形式的计量，只能视作经济价值计算。尽管它同社会等非经济价值密不可分，但这决不可同时被视作是汪总的人品价值。因此亦即可明了，如下的逻辑之不妥当：（所谓）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是商品；一切商品（其价值）都是以金钱来衡量的。实际上，企业家的品格部分并不直接等于是商品，亦无法按经济法则实施精确计量。汪总的“无情的纪律，有情的领导”，“严而有度，严而有情”等管理原则都深刻反映汪总精神品格内涵，都表明，把这样的企业家等同于商品，把企业家的行为仅仅说成是一种经济行为，因而把企业家的全部价值的确认、界定为仅仅可从经济视角上给以精确计算的东西，这就走向荒谬了。同样，在退休年龄上，从以前的“60岁”退休“一刀切”走到“60岁”都不退休“一刀切”，也都是错误的。
5．划清群众自发创造价值认定同法规、政策等价值认定的界限。
双星此举是企业家价值认定的群众创新（个案）同统一规则的关系问题。
评定汪海企业家价值为10个亿，和双星职代会决定他为企业“终身总裁”，这的确如同许多企业界、学术界人士所说的，是社会和企业员工群体对汪海个人成就和历史作用的肯定，它是对企业家价值的肯定。这种形式是一个伟大的具重大历史意义的创造。体现着群众的历史自觉和首创精神，但我们必须注意，其一，必须实事求是，不可简单地处套双星，搞“王小二过年”。别人搞“终身总裁”，我们也搞，不行。其二，这是一种过渡时期的产物。比如，新老三会问题，至今也未获得真正解决，各地、不同企业间，权利结构很不相同，即使是再有更多的企业搞“终身总裁”，那也肯定是过渡性质的。其三，应纳入公司总体的治理机制体系来酌定。总裁，以至CEO的选聘等，从根本上来说，乃公司治理机制的一个子项，必须结合改革的进展和企业的发展，从公司总体治理结构、发展战略上看问题，才有可能把事情办好。
6、划清个人崇拜同员工忠诚度的界限。
这是企业家价值认定获得员工认同的真实性、科学性的问题。
在海尔。员工对企业、对其CEO张瑞敏等领导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敬佩、钦服和因而在工作中有着极大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此一现象，某电视台记者曾问到：这其中是不是有个人迷信。张回答的十分中肯而科学：“只有市场认同，没有个人迷信。”这放在汪海身上，同样适应。只要我们以清醒的头脑，客观地洞视这个世界，就不难体味、就不难发觉，有这样一个容易混淆的是非界限，即，我们必须划清：是企业家的个人迷信，还是员工忠诚度。
首要的一点是：职代会决定汪海为“终身总裁”，从现代公司治理规则看，最终能否成立，尚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的的确确的表现出了双星员工对企业、对企业家的相当高的信任度和忠诚度。只要不抱偏见，人们只要数一数上面已谈到的这“十几个第一”就可以明了┄┄（改革报10、19右下）
其次，高度的员工忠诚度是以高度的顾客忠诚度为基础的。人们可以看到，改革初期全国有多少鞋厂啊！现在还剩下几家呢？双星企业的成功、双星产品的热销、经久不衰，正是以一个量相当大的、是有高忠诚度的顾客群为其活动平台的。
第三，顾客和员工二个忠诚度的形成是以企业家对事业忠诚度为前提的。波士顿管理学家布鲁斯8226; 亨德森在谈到优秀企业领导人素质时说：“企业对其领导人心悦诚服、完全接受”，这是因为领导人能正确科学地“确定企业的目标、目的和行为标准”，“并促使企业接受和认同这一目标”，引导企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对于双星来说，汪海正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总裁。
7．划清认定机制的官方（半官方）形式同民间（中介）形式的界限。
这是中国企业家价值认定的制度创新问题。
迄今为止，关于企业产品、质量、品牌，以至企业家的价值认定、评估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尽管不能说这次评估就根本不存在丝毫问题，但这种由民间（中介）机构来作出，应该肯定，在方向上是正确的。
但是，在某些另外的场合，在有的项目（如品牌）的价值认定、评估上，正如媒体上已发文章指出的那样，仍然带有浓重的官方色彩，这是需要我们在更进一步的不懈制度创新中予以解决的。
（本文作者已于2001年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