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草根才是主流》
由此我们难道还看不出来：我们最大的传统，乃至对我们当今社会最大的威胁，恰恰是少数人的暴政吗？如今有些主流经济学家，学了几个西方的词汇，翻云覆雨，把大家都当傻子糊弄。他们可以刚刚讲过什么“信息的不均衡性”，然后转过脸就反对“将利益群体矛盾公开化”，要大家不要跟着老百姓的情绪走。请问：如果什么都不公开化，信息怎么达到最大限度的“均衡”？老百姓的情绪，而且是那么多人、那么强烈的情绪，难道不是决策者应该考虑的“信息”吗？不考虑这些情绪，决策时信息能够“均衡”吗？如果你张教授在书斋里想出一个“理性”、“科学”的政策，然后在全民的反对下要政府强行施行，这难道也是“理性”？这难道也是你所谓的“可行性”？ 张维迎的悲剧在于，他学了一大堆自由经济的教条，但对自由经济运行的基本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原则出奇的无知。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倾向自由经济理念的群体。这从孟子的经济观，一直到明清江南社会经济的具体运行中都能真切地体会出来。但是，张维迎们的“理性”的傲慢，使他们用自己一知半解的自由经济的理论，破坏了自由主义的信誉。我在这里告诫中国知识界：中国走到当今这一步，向左转是没有出路的。但是有志气的年轻一代，应该踢开张维迎这样苏联式的自由派，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另起炉灶，开出一条新路。 精英的理性和小民的直觉 这次改革大辩论，有所谓理性和直觉之争。对张维迎的“理性”，或者说“公共理性”，我已经在《不理性的“理性思考”》一文中进行了批判。鄢烈山则发表了《将“理性”请下神坛》的文章，认为人们日常的直觉常常比学者们高高在上的“理性”更有洞见，“里根经济学”就是出于这样的直觉。袁晓明认为鄢烈山未免矫枉过正，写文细述“里根经济学”并非来自直觉，背后有“供应学派”的一整套经济理论作为基础。 应该说，袁文写得十分精细，有许多洞见；不过仍无法颠覆直觉对理论的指导。这里涉及的问题，远非一个细节上的是非，而关系到知识与权力的大问题，值得深究。
关于里根的经济理念，在2004年里根去世时美国媒体有不少讨论。记得《华尔街日报》曾刊登一篇文章，说里根上大学时，凯恩斯那一套还没有流行，他没有中毒，信奉的是更传统的自由经济的理念，这是“里根经济学”的根基。这样的说法，未免想当然。里根不是个“读书种子”，上的是当地一个不知名的小大学。在学期间，他心思主要在橄榄球和演戏上，很难想象课堂里讲的某个经济学理论会对他产生长久的影响。“华尔街日报”上那篇文章不过是个学究以己度人的书生之见，不值得认真。 真正塑造里根思想的，是他作为小民百姓的生活经验。我在《右翼帝国的生成》一书中曾有介绍，里根出身于一个穷困潦倒的小职员家庭，上高中时就靠当救生员打工为生，1周干7天，挣区区15美元。他是一个典型的从底层奋斗上来的人。他的经历坚定了他这样的信念：一个自尊的美国人，不必靠政府，只要自己勤奋、节俭，就会开拓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活。他毕业后当体育播音员，后来为GE工作，走遍全国给GE的员工“励志”，所靠的也正是这种生活信念。 因为生活的直觉给了他这种信念，而他又不断靠这种信念和普通老百姓沟通、互相激励，这就使他能够把许许多多像他这样的老百姓的心声清晰有力地表达出来，为这些人代言，“让政府从人民的生活中滚开”。在美国的政治结构中，只要你能够用人人都听得懂的话，把大家想说又说不出来的心声用最大的嗓门喊出来，你就有了权力，被你打动的人就会把你选上至关重要的位置。这个过程，是直觉和直觉的碰撞，信念与信念的交通。这也难怪，许多评论家说，老百姓选政治领袖，就要选“我们中间的一个”，而不是比我们高出一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