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草根才是主流》
这套法国启蒙主义精神，自五四以来席卷中国知识界，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和反传统的运动中又卷土重来。其中80年代启蒙思潮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反道德主义，即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弱点，就是道德过剩，理性不足，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可惜，这只是对启蒙主义最狭隘的理解。那种创造一个理性的制度，使追求私利的人能够自动造福于全社会的理想，充满了天真的乌托邦情怀。这样的乌托邦主义，恰恰是20世纪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源。与此相对，自由市场的正宗，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启蒙主义传统中成长。这种启蒙主义，核心不是理性，而是道德。 比如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就是这一传统的核心人物之一。只是他的理论频频被后人用法国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来解释，所以影响最大，被误解得也最多。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的所谓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控制下，尽情地为个人利益而竞争。这样，个人获得的利益越大，社会的收益也越大。市场经济的道德，是其背后那种让个人和社会共赢的理性，而不是让个人在市场上接受伦理的约束。 这种信念，其实和我们计划经济中那种只拉车不看路的螺丝钉精神有非常大的神似：个人要在自己的岗位上闪闪发光，干好本职；掌握更宏观的目标的责任，要交给一个更高的，更“科学的”权威。其实，亚当·斯密不仅是位经济学家，更是位道德学家。除了《国富论》外，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道德情操论》。他之所以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预设就是个人有强烈的道德关怀和约束，会利用自己的自由追求社会公益，所以才用不着国家来插手。他明确批评那种人人为己的自由竞争是放纵和有害的。
美国的历史，也多少证明了斯密的判断。众所周知，美国拥有最自由放任的经济，也有着最发达的慈善事业。两者相辅相成。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出现了两次创造财富的高峰，也同时出现了两次慈善事业的高峰。前一次的代表是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后一次的代表就是巴菲特和盖茨。美国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维持，一大原因就在于这些市场经济中最大的赢家，能够主动根据自己的道德情操重新分配财富，使政府权力的介入成为不必要的。如果这些成功的人不自行重新分配财富，而是通过财产继承创造一个世袭的经济贵族，那么老百姓就可能通过选票要求政府重新分配财富。 主流经济学家们主张政府退出经济领域，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他们所不愿意面对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需要道德的基础。财富具有责任，具有品格。中国的富人如果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承担，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在中国成功。 房地产不是暴利产业 以声称“房地产是暴利产业”而闻名的任志强，最近又提出一种理论：房价暴涨的一大责任，“是政府放弃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责任”。“要想解决市场中的问题，就必须先剥离非市场的因素”，也就是“用社会保障性住房将中低收入家庭从市场化的商品房中剥离”。 这样的方案，从一个赚取房地产暴利的人口中讲出来毫不奇怪。任先生大概不想继续当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所以提出国家要用“社会保障性住房”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以此堵住大家的嘴。将中低收入的家庭和个人从房地产市场中剥离后，像他这样的商人，就可以大大方方、专心致志地为富人盖房，赚取暴利了。 这种左右逢源，自我服务的说法，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第一，大多数中国人属于中低收入阶层。把他们的住房从市场中剥离，推入社会保障系统，等于把房地产的大部分客户推回计划经济。这是一种倒退。历史证明，计划经济在解决老百姓生计问题上，一直表现不佳。计划经济就是短缺经济。越计划越短缺。住房也不会例外。第二，房地产涉及老百姓的日用起居，本应该属于平民经济。专为富人服务的房地产业是中世纪经济，而非现代经济。稍微读读世界经济史就知道，古代和中世纪也有贸易，但大多囿于贵族经济，如丝绸之路等等，主要运送的还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这种富人经济，会给投身于其中的商人带来巨大财富，但整个社会得益有限。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崛起，商人把一般平民百姓当做赚钱对象时，大批量生产的工业化才把人类带入现代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任志强提倡的是中世纪经济，不是现代的商品经济。这种经济可以使几个房地产商成为巨富，但会使社会陷于中世纪的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