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一年来CPI叠创新高，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危险。在如何抑制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我们必须首先分清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区别，才能做到对症下药，去病除根。
按照货币主义宗师米尔顿12539;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仅就字面意思来说，“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发行过多，同义反复。但是必须澄清的是，货币发行过多未必一定导致物价上涨；同样，物价上涨也不一定是由货币发行过多引起的。即便货币供应不增加，由于天灾、战争等影响导致供给减少，同样会造成物价上涨。这种物价上涨的现象就不能称之为通货膨胀。另外，例如日本在经济高度成长时期，由于服务行业生产率提高缓慢，服务品价格出现上涨被认为是好现象，很多日本学者认为这不属于通货膨胀，而是物价上涨。
由于以下原因，“通货膨胀”不一定就会出现物价上涨。首先，我们现在所说的物价上涨指的是CPI的上升，而资本品（房价、股价等）的价格上涨并不计算在内。大量发行的货币总得有个去处，不是进入消费领域就是进入投资领域。进入消费领域就造成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即物价上涨；而进入投资领域就使得资本品价格上涨，CPI却依然保持平稳。
还有一种情况，类似凯恩斯提出的“流动性陷阱”假设。日本90年代就几乎陷入“流动性陷阱”中。大量投放的基础货币只是造成了市场利率的不断下跌，并不带来包括资本品在内的商品价格的上涨。日本央行在实行零利率政策依然无法摆脱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于2001年3月开始试验性地实行“数量型金融宽松政策”，一年之内基础货币的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27.5%，可是货币供应量（M2+CD）却只增长了3.7%，大量的基础货币滞留于央行的户头上。货币供应没能形成购买力，通缩依旧。事实上，日本央行投放的大量流动性的一部分走出了国门，助长了日元套利交易。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日本的流动性泛滥在某种程度上推高了全球的资产价格，成了目前世界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我国目前的CPI高涨是属于单纯的“物价上涨”，还是“通货膨胀”。根据近几年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情况来看，应该说我国的通货膨胀早就出现了。截至08年1月末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41.7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8.94%。相比于07年11.4%的经济增长高出许多，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通货”早已“膨胀”，只是前几年增加的货币都流入了楼市、股市等资本品市场，目前由于溢出效应才影响到了消费品市场。相对于通货的膨胀规模，目前CPI的上升幅度应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这种“温和”今后还能继续保持下去，而这正是人们所担心的。
有人主张通过加速人民币升值来抑制物价上涨。如果人民币如日本在广场协定后相对于美元那样的幅度升值的话，应该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物价上涨的压力。拿日本来说，尽管在泡沫经济时期货币供应增长（M2+CD）一度超过10%（经济增长在5%左右），可是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批发价格指数（PPI）甚至还出现下跌。但是，此一时彼一时，目前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效果却很值得怀疑。
人民币大幅升值固然可以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使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不易传导至国内。但是，由于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贸易大国，对国际市场上的商品服务的需求将直接影响其价格。只要中国的经济过热继续下去，国际市场上的原材料等价格就有可能继续上涨，人民币升值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除非人民币大幅升值到经济出现衰退。那样的话，随着流动性的收缩，物价甚至还可能出现下跌。事实上，由于近几年人民币缓慢而稳定的升值，投机热钱已经在国内完成了布局，就待人民币升值“到位”后溜之大吉。届时，国内流动性泛滥的局面将会顷刻消失，房市及股市必然大幅下跌，伴随而来的便是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通货紧缩、物价下跌。
此外，即便不出现上述悲观结局，如果只是单纯抑制物价上涨，那么通货膨胀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只要流动性过剩的状态还继续维持，物价上涨之虎就随时可能再次出笼。
那么，为什么日本90年代在如此低的利率，流动性如此泛滥之下依然没有出现物价上涨的情况呢？流动性泛滥的局面在中国也已存在了好几年，为什么物价上涨到现在才发作起来呢？这里关键是“预期”在起作用。“预期”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济学家也总想通过操控“预期”来调控经济。但是，“预期”并不像魔术师手中的棍子，你想让它长就长，让它短就短。由于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近乎上帝的角色，所以其政策意图要比西方国家的政府更能够影响人们的预期。只有一个是例外，就是在抑制物价上涨方面。原因在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历了多次物价的剧烈上涨，只在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的几年中才控制住了高通胀这条恶龙。可是，近几年的物价形势又让民众勾起了对过往的记忆，开始对政府治理通胀的决心发生动摇。所以，政府只有下决心、动真格才能扭转人们对物价加速上涨的预期，避免今后出现恶性通胀。
治理通胀的最好方法是收紧银根。这有两种做法。一个是依照货币主义的原理，控制货币发行量。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便是采用这一方法成功地把通货膨胀压了下去。后果是利率大幅上升（优惠贷款利率在80年末一度升至惊人的21.50%），致使经济出现衰退。另一个是采取新凯恩斯主义的通过诱导市场利率进行金融调控的做法。随着70年代开始的金融自由化的不断发展，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对货币的定义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样，企图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物价的努力也开始令人怀疑了。因此，发达国家的央行现在主要是通过利率杠杆对金融进行调控。只要法定基准利率提得足够高，就一定可以把泛滥的流动性收回来，把物价压下去。
可是，我国已经错过了加息的最好时机，现在大幅加息必然要冒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经济出现衰退的风险。除了加息，还有通过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定向票据等手法来缓解流动性泛滥的局面。这些非价格型金融调控手段反而不如加息可取。其结果很有可能是，在导致泡沫破裂的同时，使得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下降。至于希望通过限制涨价的行政干预来抑制物价上涨，那是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最终会扭曲价格机制，属下下策。
在大幅加息已困难重重的当前，一个有效的手段是推出90年代中期曾经实行过的定期存款保值储蓄。在人们普遍担心本币贬值，企图通过抢购资本品、消费品来减少损失的时候，能够劝阻人们抢购的便是用保值储蓄告诉大家，本币的购买力是不会减损的。这样，老百姓就不会每天对着不断贬值的人民币而犯愁，以至于冒险进入股市招致亏损。从人道的立场出发，政府在高喊“股市有风险”的同时，至少要给广大民众提供一个人民币资产的避风港。只有当人们能够安心把自己的养老钱、救命钱存放在银行之后，抢购之风才不会发生。在目前CPI涨幅还处在个位数的时候出台保值储蓄，就能避免恶性通胀的出现；如果非等到CPI达到两位数时再动手，那时侯不知有多少企业、个人能够承担百分之十几的贷款利率了。一旦恐慌情绪得到平息，再配以适度的银根紧缩，也许今年CPI的涨幅就不会太大，保值储蓄最终只起一个象征性的作用，银行的利息负担不会加重，经济也有可能实现软着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