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者按：以信托功能之完备、在中国发轫之早、受整顿之惨烈、结果之难如人意，在所有金融工具中无出其右者。党的“十七大”提出“创造条件让群众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赋予了信托广阔空间和艰巨使命。信托业界能否抖擞精神，从制度、监管、经营等层次大胆创新，开发出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事关重大。中国经济时报即日起刊发记者从郑州、南京、上海等地发回的《信托转型》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尚志新 王南 曲瑞雪 “莫谈历史……”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20多位信托公司高管和与这个行业有感情的研究人士，一谈及信托行业的历史，往往都会出现异样的表情。 那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中国信托业不足30年的历史中，记录在案的伤筋动骨的大整顿就多达5次；监管层和社会舆论都把这个行业看成金融界的“坏孩子”。 然而，随着调查的日益深入，本报记者却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在信托人“莫谈历史”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百口莫辩的委屈。 定位之错 中国传统信托业的爆发和覆灭速度在全球金融领域都属罕见。 从1979年第一家信托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成立，到1980年代初地方政府和专业银行蜂拥而上，开办多达2000家信托投资公司，再到信托业内“事故”频发、全行业先后遭受5次大整顿后仅有50多家公司幸存。“一哄而上”和“一哄而散”，成了中国信托业历史的真实写照。
表面上信托业确实多事：1995年10月，中银信托投资公司因资不抵债被广东发展银行接管；1997年2月，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因到期债务不能偿还被勒令关闭；1998年6月，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因资不抵债被清盘；1998年10月，号称中国信托业“二哥”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因负债累累和支付危机被关闭；接下来是爱建信托高管被批捕，金新信托、伊斯兰信托、庆泰信托被停业整顿……信托业被打上了“金融坏孩子”的烙印。
但是，在行家看来，其中有历史的误判。
“把一切都归咎于信托，认为信托公司天生就坏，甚至信托制度不好，这是让信托‘背了黑锅’。”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投资基金立法小组专家王连洲说，把信托业出现的问题放回历史的背景中去看，其中绝大部分的责任都不应当由信托公司自己来承担。
首先，开办以融资为目的的信托公司是国家文件指引的结果。据金融名宿刘鸿儒回忆，经他手批准的包括中信在内的中国第一批信托公司，都是在银行管得太死、经济发展又确实需要的背景下出现的“金融机构”，其实质就是“二银行”。
“中信作为第一家信托公司，成立的初衷并非要在中国引入、培育信托制度，发展信托业，它首先是作为中国政府对外融资的窗口开办的。”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研究员杨林枫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佐证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当时国家缺钱，并且国家也需要在传统的计划经济金融体制之外试点金融改革，所以也难有其他选择。
新中国第一个涉及信托的政策文件在1980年6月出台。国务院在《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通知》中指出，“银行要试办各种信托业务，融通资金，推动联合”。文件没有明确要开展的信托业务是什么，也没有明确信托业务要如何开展。
随后，在国务院和人民银行多份文件的鼓励下，各部委和各地方政府也一哄而上办起了自己的信托公司。
一错引发“千宗罪”
一步错，步步错。
信托机构从银行的信贷业务起步，并以此作为主营业务，这为后来信托与银行争业务的混乱局面埋下了祸根。“不仅历次整顿由此而生。”杨林枫说：“业务定位的偏差还导致了信托制度的长期缺位，没有‘规矩’的信托工具又被掌控方错误利用，在背离主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各地方政府都把“自家”的信托公司当成了“小金库”、“二财政”，利用信托投资公司绕过中央银行的信贷和现金计划控制；同时，为回避人民银行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各专业银行纷纷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向信托公司转移资金，使信托公司成为1980年代固定资产投资失控的推波助澜者。
可一切罪过都记在了信托公司的账上，直接导致了针对信托全行业的多次整顿。
“在历次整顿中又形成了监管模式的失误，这在信托业走向全面败亡过程中的负面作用也无可否认。”杨林枫说，监管者对信托机构实行所谓“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不断强化将信托公司当银行来进行管理的监管模式，把信托这个“代客理财”的行业列入到了当时银行单一利差功能的行业中进行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监管的错位；而不断收紧信托公司资金来源、挤压信托公司政策生存空间，则成了监管层处理信托“事故”的一贯模式。
从第二次全行业整顿开始，管理者就不断采取关闭资金市场等措施，信托公司赖以生存的资金来源相继断流。一些本来就存在问题的信托公司铤而走险，走上变本加厉的违规经营之路。中银国信、中农信、中创、广东国投等信托“巨舰”就沉没在这种背景之下。
此外还有行业自身难以左右的系统性风险。
“当年的汇率损失，也是造成信托公司支付失败的重要原因。”王连洲说，广国投的破产就是一个例子。改革初期，各级政府都在通过国际信托公司引进外资，上世纪80年代广国投就借了大量的日元支持当地建设。然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汇率的变动给这些国际信托公司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导致其最后要多赚八倍的钱才能还上当年的债务。
“类似的系统性风险属于不可抗力，所以不应把罪过都归于广国投。”王连洲说。
但是，当时铺天盖地一边倒的负面消息，对信托的名誉可谓雪上加霜，“坏孩子”成了社会对信托的“公判”。
也是有功之臣
虽然定位的错误和制度的缺失没有让信托公司干上自己的本行，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开放，信托功不可没。
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外资都是借信托进入中国的。在信托作为融资工具被引进的时期，国家只有几百亿的外汇，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需要大量外资。
“当时全国10个融资窗口，至少7个是信托公司。早期的电厂、电视机厂等大都是信托公司引进外资建成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和地方政府领导还都认为信托公司贡献很大。”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东峰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信托不仅是地方政府引进外资的平台，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先驱和探索者。
“如果没有中信，当时中国就无法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在王连洲看来，信托投资机构更是中国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切入点和第一块试验田——在冲破传统金融制度桎梏束缚、弥补传统银行信用不足，拓宽金融服务涵盖面，支持地方经济以及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等方面，信托都发挥了先导作用。
“信托总资产早在1998年便达到过6000亿元，当时证券交易所里一半的席位都是信托公司的。”北京国际信托与青岛海协信托投资银行业务发展中心首席运营官勾亦军告诉中国经济时报，直接融资比重小一直是我国投融资机制中的一大痼疾，而许多信托投资公司正是利用自身连接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优势，为弥补这一缺陷作出了初具规模但意义深远的尝试。
资本市场最困难的时候信托也曾一显身手。2002年之后我国资本市场长期萎靡不振、股票指数连创新低，给证券投资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但新生的信托投资公司群体承受住了政策和市场的惊涛骇浪，交出了一份成绩优良的答卷——银监会首批指定信息披露的30家信托投资公司2004年实现净利润70327万元。
“这与此时已连续3年全行业亏损的证券公司、苦苦支撑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年度亏损额达数十亿元人民币的个别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形成鲜明对照，这无疑成为当时中国金融业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勾亦军指出。
信托现已翻过最悲壮的一页，开始了转折。2006年信托资产规模只有3000多亿；截至2007年底，这一规模已经翻了一番，突破9000亿。
资深信托人士刘响东告诉中国经济时报，如果未来信托能够获得比较好的发展环境，两年内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应该能够突破2万亿。
学走路的孩子哪个不摔跤
“摸着石头过河”是每一个新生行业的必由之路。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信托业亦是跌跌撞撞，起起伏伏。
“其实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前些年信托公司出过的问题，我认为那是一个新生行业成长中的正常现象。”王连洲告诉本报记者，像孩子摔过跤才能学会走路一样，银行、基金、证券、保险等现在做得出色的行业也是在颠簸中成熟起来的，它们也曾经犯过错误。
可只有信托业遭受了迥异对待。
一家信托公司研发部的张经理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自从2001年信托一法两规实施以后，57家信托公司只有3家出问题的，而同期出事的证券公司比信托公司多得多，基金黑幕也闹得沸沸扬扬，但信托业受到整顿最激烈！”
“股市不好的时候，证券、基金大都巨额亏损，大的商业银行也是国家注资几千亿才得以平稳过渡的。”金融信托专家孙飞告诉本报，但这些行业都得到了监管部门中医似的温和的调理、维护、保守型的治疗，而信托业则遭受了西医似的大切除。
银行、证券、基金等行业出问题的时候需要引导和扶持，信托同样也需要宽容和鼓励。
“一个新生行业上路，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一样，总是会摔跤。”王连洲说：“我们不应该因为摔了跤就断定这个孩子不会走路，更不应该因为怕孩子摔跤就不让他继续学走路，或者直接判定摔过跤的就是‘坏孩子’。”
多位接受本报采访的业内人士一致认为，在国外，银行、信托、保险、证券并称为金融服务业“四大支柱”，而中国的信托至今仍很孱弱，自然难为国家金融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一大憾事，有关当局应该下力气改变信托“欠发达”的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