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蓝血企业-塑造企业的斯巴达与雅典精神》
第四节 斯巴达与雅典是怎样相加的 尊重、平等、民主这些人人都能深切感受到的激励一旦与纪律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不可限量的战斗力。 企业要讲秩序，没有纪律，企业就会效率低下，无所作为。企业要不要讲民主？也要讲。如果没有民主，企业就不会有真正的企业精神。即便表面上有，也是企业领导人推行的精神，也许它与实际情况相隔万里，而自己却浑然不觉。只有纪律与民主的结合才能将企业真正凝聚起来。王石说，要做到斯巴达加雅典。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如何做到斯巴达加雅典呢？首先，要有信念，一种超越物质之上的信念。其次，为了实现这种信念，需要严格的纪律。而这种纪律的长久维持和真实的执行，则需要民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实践也许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迪。这支伟大的军队与军阀的军队、蒋介石的军队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支军队明确地以“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坚定的信念。在这种信念指导下，通过民主集中的原则，通过不断的实践，达到了斯巴达加雅典的境界。“为人民服务”一语，每个中国人都极其熟悉。这既是新华门上的标语，也是国家领导人检阅部队时的标准答词。“为人民服务”是解放军的信念、使命、目标。正是这个目标决定了解放军物质层面的制度设计。 早期的部分红军指挥官由于受到“左倾盲动主义”思潮的影响，不仅将一般工商业者的财产全部没收，甚至连贫苦农民的房子也一起烧掉，口号是“变小资产者为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给红军造成了政治上的孤立，得罪了社会上多数群众，许多起义部队和新建的革命政权因此而失败。 毛泽东从建军伊始，就特别强调严肃纪律。纪律问题，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军队内部如何管理，一个是如何处理军队与群众的关系。对前者毛泽东的方案是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对后者毛泽东的方案是“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些方案并不是一开始就明晰的，而是在革命过程中不断总结、摸索出来的。
解放军在刚刚设立的时候，苦于部队缺乏纪律，特别是革命遭受挫折时，部队内部不服从命令、对外乱拿老百姓的东西等违纪行为就层出不穷。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退上罗霄山脉中段，一路上也出现了严重的纪律涣散现象。国防大学教授徐焰梳理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历史，他指出：“面对当时军内外的实际，1927 年10 月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动员大会上宣布了非常简明的三大纪律：（1）行动听指挥；（2）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3）打土豪要归公。以后，第二条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条改为‘筹款要归公’，这样就确定了军队内部关系、对群众的关系和生存措施（打土豪）这三方面的基本原则。当时，深入实际、了解社会各阶层情况的毛泽东，坚决反对了设在上海租界里的中央确定的烧杀政策。看到湖南省委实行烧杀政策以致失去群众的严重恶果后，毛泽东特别注意制定纪律时要维护群众的利益，并保护正当的工商业，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了人民军队的纪律。1928 年初，毛泽东在分兵发动群众时，根据部队在执行纪律时的一些具体问题及老百姓的各种反映，在三大纪律之外又规定了六项注意：（1）上门板；（2）捆铺草；（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1929 年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时，毛泽东又根据他人的建议增加了两项注意：（7）洗澡避女人；（8）不搜俘虏腰包。这第八项注意，涉及到一个新领域，即对敌斗争的政策问题。正确地对待俘虏，不打不杀，尊重其人格，不动其私人财物，这是对敌军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最有力的教育和争取。实行了这一纪律，就为后来确立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任务提供了重要保证。至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基本形成。直到1947 年，毛泽东根据全国范围内各部队在战争环境中的共同需要，重新统一规定并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看起来多是些说话和气和涉及到买卖东西、借还物品之类的小事，但它是无产阶级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用通俗易懂、生动具体的语言，把政治纪律、军事纪律、群众纪律的内容融为一体，更易于为广大官兵理解和执行。它的内涵，已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规定，而是一个关系到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大事。正是由于实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军队在二十多年的战争环境中，所到之处，立即以自己的行为感动了驻地的群众。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就形成了哪家住红军，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的作风。以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光荣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