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中国的新革命》
这时的白颐路上活跃着一个特别的小团体。他们自称"沙龙"，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形式散淡，以喝茶闲聊为多，成员都是新公司的领导者，包括"两通两海"的领袖们，甚至陈春先也曾介入其中。1989年最初两个月，他们活动频繁，人数渐多。这些"企业领袖"采取"轮流做东"的方式，不断更换地点和话题。这些人坐在一起吹嘘自己的成功，也倾诉苦恼，互相传递经营之道，也密商如何少缴税款、逃避政府监督。中关村空前绝后的这个"沙龙"，如果真的就是这些话题，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们还有国家大事要谈，不是分析改革顺逆，就是判断经济沉浮，再不就是政治秘闻。他们把中南海叫"海里"，把党中央叫"上面"，常常通宵达旦说个不停，不论真假，就像亲眼所见。这也难怪，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带着过去的烙印，而新市场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和成熟，没有证券交易所，没有风险投资，没有股票期货，没有楼市，没有源源不断的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那时候人们耻谈利益，而对国家大事抱着一种奇特的热情，就像今天谈论股市沉浮和房价涨跌一样。 四通总经理万润南满有把握地预言，中国的政治大变革就在眼前，而中关村将是其中一个重要角色。这是要给中关村的新革命赋予政治意味。一个做公司的人说出这样的话，也只有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才会发生。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科海总经理陈庆振估量"电子一条街"上崛起的企业群体，发现众人各自为战，"重复劳动太多，智力和财力都在内耗"，进而倡导"联合"。他的想法本来只有经济含义，但在当时的局面中，难免被赋予"组织起来"的意味。大家于是筹划成立一个"中关村电子集团"，还当场确立"集团宗旨"："用同一个规划做事"，"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说白了，这是要让这些早期叛逆者而今日企业家联合起来，步调一致。
现在回想起来，大家如此激昂高亢，不是过于天真，就是过高估计过去一年获得的支持。要不了多久，这些热衷政治的人，这些试图组织起来的人，这些想要"用一个声音说话"的人，就会在事态的急剧变化中大吃一惊。 当时社会对于白颐路的民营经济百般疑虑。庆幸的是，那时新公司还没摘掉头上的"红帽子"。可以说，除了王文京的刚刚成立的用友，中关村的所有人头上都有一顶"保护伞"--不是"全民的"就是"集体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在这个夏天来到这里时，胡昭广便把"红帽子"一个一个拿出来。他说："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欣欣向荣"。看着这位市长满脸疑问，他又辩解道："这种企业的特点是实力雄厚，一旦引入新的运行机制，能把沉淀着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激活，即使不投资也能产生大的效益。"这一番话说得陈希同高兴起来。不过，这位市长显然更关心白颐路有没有把"全民所有制"给吞噬了。胡昭广于是赶紧报告："在700多家新技术企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1%。"市长大感欣慰，满脸堆笑，连连说："一旦把知识分子解放出来，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四通公司的知识分子于是大着胆子站出来，以"民办企业代表"的身份说了一番话，没有反应。联想的柳传志当场表示："四通走出了一条‘捧泥饭碗‘的路，我们衷心地为这条成功的路叫好"，也没人鼓掌。报纸上倒是有些说法，不过不是"叫好"，而是在阐述"民营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温床"。 这种对"民营经济"的疑虑，当时有个证据，就是四通公司。过去几个月里，万润南的政治热情和野心把他引上歧途，由于这位老板的指引和鼓励，整个公司也离开商业轨道，卷入政治的漩涡。随后，万润南逃出京城流亡国外，把四通公司留给那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中关村。 看来四通在劫难逃。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只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看到了他的机会，决定抓住它。这个人就是段永基。他是四通公司副总经理。此前他在中关村的创业史上平淡无奇，此后他将成为最大玩家，直到获得"中关村村长"的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