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中国的新革命》
政治风云汇聚在我们国家的上空，可是中关村却有另一番气象。我们查遍1990年试验区16次主任会议的记录，居然看不到有哪一回提到了"阶级斗争"、"和平演变"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来源"。事实上，他们至少有一次提到"技工贸一体化"，还有一次提到"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说这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宝贵改革经验"，必须坚持。不用说，这与当时党报上的言论不能合拍，可是胡昭广佯装不知，他絮絮叨叨地说了好多话，意思只有一个，既然管不了国家大事，咱们就"稳定小环境"。所谓"小环境"，就是中关村。而在赵慕兰看来，这是一种"围堰效应"。此人当时是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处长，其职责本来是为政府行政出谋划策，她却常常为下级组织的我行我素寻找理论根据。那两年，她总是说： 中关村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孤岛，深陷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周围卷起惊涛骇浪。这时候我们筑起一个围堰，把海水挡在外面。不论是谁，你只要走进这个圈子，就可以在里面好好生活。没有人批判你，没有人检查你，没有人给你下命令，没有人指示你该这么干、不该那么干。没有！这个围堰就是试验区办公室。 白颐路重新活跃起来，载着形形色色电子器件的平板三轮又开始进进出出。四通公司在玉泉山下的流水线重新转动，把"2401电子打字机"源源不断地送到市场上。段永基恢复了自由，甚至还能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王文京不再抱怨生不逢时。中关村这第一位私营企业主借助于"围堰"遮风避雨，一年来夜以继日地研究自己的财务管理软件。一个完全由民间人物创办的组织--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变本加厉地活动起来，这有点像早期白颐路上的那个"沙龙"，只不过规模更大。就在党报把他们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基础"时，这些人也决定创办一家报纸，针锋相对地发表自己的主张。6月1日，这张报纸就创刊了。这一切都是纪世瀛策划的。我们应当记得，此人曾是陈春先的最坚定的伙伴，中关村的开拓时期也有他的影子。这时候他去请严济慈给新报纸写个报头。严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个成名人物。他是一个科学家，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曾是纪世瀛的老师。奇怪的是，他对这个弟子的"不务正业"颇为欣赏，当场写下"科技之光"四字，看上去既张扬而又意味深长。这让那些把"民营"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的理论家们有些难堪。然而纪世瀛如获至宝，胡昭广和他的同事们也兴奋异常。他们在常务会议上相互鼓励"要坚定信心"，进而制定一个更加激进的计划，这包括从财政收入中拨出一笔钱来筹办《试验区报》。
1990年夏天，中关村迎来了一批来访的西方客人，一行4人。只不过两周之后，第二批又来了。这一回是30个外国记者，来自美国、日本、法国、英国、西德、意大利、波兰、葡萄牙、捷克、越南、荷兰和印度。这群外国人在白颐路上转来转去，看了四通，又看信通。他们原本充满怀疑、敌意和好奇，现在到处打探，结果看到一些东西，与他们一年来获得的北京消息是如此不同。接着他们又听到那位胡主任的声音："1990年上半年全国经济状况很不好，但试验区经济取得60%的增长率。"有个记者直截了当地问："你在企业建立党的机构，是否与你倡导的‘四自‘相悖？"胡昭广知道他是在说"四自"变成"六自""六自"第一次出现在政府的文件中，是1989年10月27日第四十九次常务会议纪要。它在原来"四自"之外增加"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根据当时海淀区区委书记沈仁道的回忆，这是为了提醒企业不要过分张狂。此外政府还加强了自己的力量。比如建立共产党的试验区工作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部和工会。根据海淀区编制委员会的一份文件，试验区办公室为此"增加编制人数21个"。这件事，于是回答："企业是经理负责制，这是改不了的。"这话让记者们大感意外，回去纷纷发布新闻。外面的世界第一次有机会知道，这片汪洋大海之中，有个"岛屿"没被淹没。一个名叫隅谷之喜男的日本人为之感动，当即带了300万日元来到中国，说是捐给中关村的，专门用来种草种树。钱不算多，可是考虑到当时国家情形，它的象征意义要大得多，所以官员们为此兴奋了好几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