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中国的新革命》
法院庭审确定的事实记录表明，走私过程并不复杂，而且赤裸裸地不加掩饰。信通与一个名叫王锡康的香港商人沆瀣一气，借助后者与内蒙古呼和浩特电子设备厂签订进口打字机壳的合同，并弄到政府批文，接着在香港购买大批微机、打印机和B超机。经由天津海关转关提货之时，将这一大串集装箱全部运到北京信通公司仓库，擅自启封，把货物取出之后再行装入打印机壳和计算机键盘，按照报关数量重新包装贴封，运往呼和浩特，按照"进口批文"以"打字机壳"报关。其走私入境的货物，在经过一系列假账、假印章和假发票的过程之后进入仓库，再经"经营部"以高价售出。至少有两个海关官员加入密谋，里应外合，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把这个过程重复12次，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 风声逐渐走漏，在公司内部辗转传递。金燕静以为员工全在她的掌控之中，并不在意，从来不曾想过她在公司里的专横早已遭人嫉恨，其中有人抓住机会暗中举报。海关缉私处于是将计就计，暗中设防。 1991年6月14日，满载走私货物的集装箱卡车离开天津海关，浩浩荡荡开进中关村，直奔信通。就在一大帮人搬上搬下时，警察一拥而上，人赃俱获，当场扣押赃物价值2843万元。警察面对堆积如山、花花绿绿的包装箱子又惊又喜。他们发现自己查获了全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走私案。然而大头还在后面，随着调查迅速展开，信通的走私规模总计已有7269?5万元。
听说警察正在四处搜捕嫌犯，信通乱成一团，高健宇畏罪逃离，金燕静首当其冲。6月26日，她在中关村80号楼102号她的家中被警察带走。警车沿着白颐路呼啸而去。老实说，对于中关村，这有杀一儆百的作用。这一代企业家由于经济上的成功，正在春风得意。最近两年，更因政治风浪也奈何他们不得而头脑发昏，以为自己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因此无法痛快地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不免兔死狐悲。 之所以兔死狐悲，有个理由。在中关村的商家看来，走私并不是令人讨厌的事，甚至被当做对于外贸管制制度的一种痛快淋漓的报复行为。如前所述，那时候政府对于进口商品，除了设置高额关税，还构筑诸多非关税壁垒，比如"进口许可证"和"外汇管理条例"。中关村的企业多为民间自发形成，产销不在政府计划之列，自然无从经由合法渠道获得批文，所以只好另辟蹊径，甚至采用非法手段，进口他们需要的电子产品。1990年中关村经营电子产品的企业已经超过千家，几乎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与走私者打交道。他们要么是躲避"进口许可证"，要么是偷逃海关税款，更多的时候是两者兼有海关对中关村31家企业的一项调查认定，1991年的10个月里，它们共销售计算机2573台、打印机5715台、空调器850台。"这些货物都没有合法的进口手续（进口许可证和整机纳税单证），而且进货价一般都低于正常进货价的20%至40%。"该调查还指出，它们的"进货渠道基本上是广东的深圳和东莞"。。我们根据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可以知道，当时中关村的那些最著名的企业，大都曾因涉嫌走私遭到警方调查。在金燕静案发之前，柳传志和他的联想也差一点遭遇和金燕静一样的下场我在《联想风云》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联想涉嫌走私的经过。此处不再赘述。。正因此，中关村一直流行着"走私难免"的说法，比如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就曾说过，他们是"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那些最极端的"走私难免论者"甚至认为，如果有谁想要独善其身，保持清白，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关于这个问题，本书作者曾就柳传志涉嫌走私一事直接询问周光召，以下是当时的对话： 周光召：我们当然也批评了他，不过我们觉得有很多社会的原因，不能完全怪他。如果他当时不这样做，没法跟人家竞争，所以我们的态度说坚决保护他，另外告诉他，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凌志军：你的意思是，他做的有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是为了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