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题:《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中国的新革命》
金燕静和她的公司就这样失去往日的一切辉煌。 中关村因此一案在道德和法律方面蒙羞,甚至还牵涉到政治的清白,这让政府极为尴尬。有消息说,海关缉私处的调查已经扩展到更大范围,至少又抓到四通公司、东方科仪公司和高立电脑软件公司的三桩案件。这让当地气氛更加紧张。官员们深知中关村很多企业屁股上都不干净,倘若穷追不舍,就有可能让一个信通的悲剧变成整个中关村的悲剧。用当时海淀区委书记沈仁道的话来说,"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不安的气氛很快逼近台基厂大街一号,于是导致北京市委的一次意味深长的会议。会议在北京市委大楼225会议室召开,时在1992年1月10日。市委书记李锡铭一定是觉得事关重大,所以亲自主持。我们在当时的会议记录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官员们是如何寻找理由为中关村开脱,并且以"市委法纪联席会第39次会议"的名义发布决定: 试验区的工作带有试验的性质。这是改革的试验,也是法规的试验。不能把用于管理特区的办法不加区别地完全照搬到试验区来。对试验区的创业不能不管,但也不能管得太死,检查要适度。要研究新的办法,既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又保证它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对当前试验区出现的"国内买断"等问题,要具体分析,划清界限:对国内配套无法解决、需要购置进口关键零部件用于开发企业自己的高科技产品,采取"国内买断"的做法,不能作为违规问题对待;对有意购买走私物品直接用于倒卖的,要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严肃查处"国内买断"是当时国内企业与走私者串联起来的一种方式。意思是,走私者负责将货物偷运入关,而国内的公司则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全部买断。这样,走私者不必承担国内销赃的风险,而国内的买家不必直接参与走私。。
![第14节:试验区(11)](http://img.aihuau.com/images/a/0602020606/020610033485906751.jpeg)
为了更好地搞好开发试验区的工作,有利于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会议决定:目前在试验区进行检查的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要从企业中先撤出来,集中后,由海淀区领导尽快向检查组和各检查组上级主管领导,介绍情况,讨论研究适应试验区的执法执纪的政策性问题,提出初步意见,报市政府。 决定下达海关方面,立竿见影。2月26日,海关副关长王均银为此写了一信给北京市的两位副市长。信里报告,海关已按预定安排"撤回试验区的调查组"。对于正在调查的三起案件,王均银认定并不属于"国内买断",而与纯粹的"走私行为"无异。尽管如此,海关还是决定网开一面,"对高立公司涉嫌的100多台微机,我关已启封让其销售,责成高立公司向委托人追索合法进口手续;对四通公司,我关又派人南下,尽快查出;东方科仪公司我关仅扣三台残缺微机,正常立案追查。"从这封信里还可以看出,海关官员的心情相当矛盾:"我们认为建立试验区的决策是正确的,实践证明试验区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为保证试验区的健康发展,有如下几点建议:1,对于试验区的实际困难应由国家从宏观政策上给予解决,确应支持的从政策上给以放宽,开正路。2,由市政府与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商讨试验区的有关政策界限,以使具体执法部门便于执法。" 中关村通过政府文件、会议和小道传言,让人知道金燕静已无可救药。同时见好就收,宣布另外一个消息:海关不再继续追究"国内买断"问题。这是我们可以查阅到的、由政府决议来拐弯抹角地宽容走私行为的典型证据。白颐路上的公司放下心来,但是混乱依然不能幸免。中关村积累起来的问题是复杂的,已经深深地根植在开拓时代的企业中,而且企业越大越是出名,问题也就越是严重,直至发展成为尖锐的冲突,其中关键仍然在于"国内买断"。 我们此前已经叙述那桩1364万元的买卖令陈春先的华夏公司陷入一场官司。现在来说后面的故事。事情的表面看上去是一桩"合同纠纷"。中科院的器材供应站向华夏订购100套微机。等到华夏把全部货物准备齐全,供应站却坚持取消合同,其理由是这批产品的质量存在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