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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中国的新革命》
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三年，由政府仲裁演化而为法庭诉讼，始终不能了结。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华夏在道义和法律方面始终占着上风。主审法官亲自尾随技术专家进入华夏库房提取样机，开箱检验，结果证明所谓"质量问题"并不存在。根据1985年8月28日工商局仲裁委员会下达的裁定、1986年10月2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一审判决、1989年9月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二审判决，华夏都是胜诉一方。但是对方仍然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庭审的情形来看，他们希望渺茫。 然而情势急转直下。问题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一项新指控：华夏想要卖给他们的这批计算机都是"走私货"。其代理律师还在法庭上信誓旦旦地宣称："为此我方不仅不能不清不白地提货付款，而且还要坚决与违反国家利益的行为作斗争。" 上诉者从合同纠纷的一方，一变而为道德化身和法律卫士。这让旁观者看了既惊讶又好笑。然而从法律的立场上说，他们的指控相当严厉，直指华夏的要害。一经证实，则陈春先就不仅面对一场民事纠纷，而且还将成为刑事罪犯。当时华夏在庭审中极力申辩，他们的货物是从广东南海工贸公司购得，双方为此签署一份内贸合同，"根本不涉及走私"。然而这种声音听上去有气无力。原来不仅华夏只是个中间商，就连他们说的南海公司也只是转手倒卖，真正的进口商是广东省一个名叫"粤海"的公司。这有广州海关保留下来的一份1986年11月19日的"违章案处分通知书"作证： 南海工贸公司在1984年间，委托广东省粤海公司进口100套电脑全套组装件，向我关申报为零部件，逃避许可证制，根据《暂行海关法》210条和205条，已构成违章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南海工贸公司）科处人民币1万元。 这一证据似乎证实"涉嫌走私"的指控，但是实际情形则又相当复杂。根据广州海关官员的陈述，"违章"并不能等同于"违法"。而他们对于走私者也不是一概而论。其"一般处理原则"是：逃证又逃税，按走私处理；逃证不逃税，按违章处理。南海工贸公司乃是属于"逃证不逃税"，所以当时广东海关"只作违章处理，不算走私"。 由于南海的行为是因华夏而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在后者是一桩典型的"国内买断"。就算政府网开一面，将其区别于走私，但是从法律立场来说，这却不能成为断案依据，华夏以失败收场，也就成为必然。1990年11月11日，法庭判决华夏败诉。现在供应站不仅可以撕毁合同，而且还要求华夏把他们已经付出的40万元定金如数退还。在这整个诉讼过程中，华夏曾经三战皆捷，而今一败涂地，再无翻身余地。 事实上，早在诉讼的失败之前很久，华夏已经名存实亡。公司业务完全停止，员工不知去向。那间面对白颐路、光彩夺目的紫红色商铺，也被拆平，一条新辟的大街从这里穿将过去，直通海淀区政府。急于收回贷款的银行封存了公司的只剩370元的账号，继而又将它的剩余物资"诉讼保全"。陈春先眼看法警打开公司仓库，把里面所有东西--共计44种产品、逾万件、价值219万元，装上卡车，呼啸而去，只把那块写着"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的铁牌子留下来。陈春先和纪世瀛，这两位"中关村的第一人"、"开拓者"、满怀建设中国硅谷之梦的理想家，此时相顾无言，枉自惆怅。此后他们还有一个短暂的辉煌，那是在纪世瀛主持的"民办科技实业十周年庆典"上，陈春先登上主席台，以"民办先导者"的身份获得金奖，又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万里委员长的接见。听到万里说他是"冲破束缚的千里马"，看到国务委员宋健题词"贵在民办"，他便激动不已。一位老红军，徐可倬，听说了他们的故事，就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给他们打气。1991年2月28日，《科技之光》报发表文章，说到华夏，带着强烈的惊叹和疑问："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在上帝面前为她祈祷吗？安息吧！？永远的安息吧！？华夏所！"15个月之后，也即1992年5月31日，这张报纸再次谈到"华夏一案"时稍微冷静，说的话也是当时我们国家的真实写照："推一推就算犯法，依法治罪，治得名正言顺，拉一拉又不算违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