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中国的新革命》
做广告就像买东西，也要讲究物有所值。按照这一年对于"微机市场广告收看效果"的一项调查：综合类报纸的广告为30%；专业报刊为33%；电视广告最高，达到48%。所以电视广告的价格也最贵。尽管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还要等到两年以后才能产生，但是广告费的大幅提升，却是从1993年开始的。他们在3月1日把广告提价20%，在7月1日又提高了25%。广告部主任谭希松振振有辞地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按价值规律办事"。那些精明的企业老板也真信这一套，这中间有联想，也有方正。它们把大把钱花在晚上"天气预报"前后的黄金时段。购买黄金时段以秒计算："片头5秒"每秒3836元；"片尾5秒"每秒3068元；19点的"报时钟5秒"便宜些，每秒也要1315元。 计算机广告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出现在普通人的家庭，每分每秒都是钱。如果你要在北京建国门大街竖起一块路边广告，每天必须付款602元7角3分。你要在那一年召开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上做个一分钟广告，就要付7万元。在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挂上你的品牌，也要10万元。不过，北京之外那些城市的电视广告还没把价格抬起来，其中10个省城电视广告的平均价格，每秒钟33元3角3分，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告还便宜--后者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前广告是每秒钟38元9角3分。 尽管如此不惜血本，可是到了1993年将要结束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长城、联想、浪潮、东海，甚至还有国务院机电部--全都意识到，在这第一轮的市场较量中，他们输了。外国微机每战必胜，国产微机步步退却。这一点就连那些报刊编辑也意识到了，他们每天都在刊登那些让人紧张的新闻标题，诸如： 外商活动频繁竞相瓜分中国计算机市场
国际电脑公司大举进军中关村 洋电脑船坚炮利围剿土著公司 国家如袖手旁观，开发区将成"多米诺骨牌"。 局外人看了这些，还以为是编者故作惊人之语，可是有个名叫维健的福建人，一定不会这样想。此人以捣腾计算机配件为赚钱手段，所以隔三岔五地飞到中关村来看行情。他说这是"呼吸一下中关村的空气，以保持自己头脑清醒"。在1993年和1994年相交的那个周末，他在中关村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冷清代替了火爆"，看到95%的店家"周日不营业"，看到"让利酬宾，买一送一"的横幅在寒风中抖动。本来不是"黄金星期天"的么？他对一位记者感叹，"中关村怎么了？"记者回去写篇文章，把"中关村平静的星期天"给描述一番，发表在1994年1月1日的《北京试验区报》上，里面说，中关村"出奇地萧条……连平时都卖不动，何况星期天。" 老实说，90年代前期计算机市场的局面，只不过是80年代后期家用电器市场的续篇。蜂拥而来的外国货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反而达到高潮。 一开始，爱国主义激情是那些外行人掀起来的，行家里手大都表示怀疑。中关村淹没在失败主义的情绪中，高级经理们窃窃私议的是：我们还要不要做自己的微机？还是只配做外国品牌的代理商？竞争太残酷，国产微机制造商只有招架之功，有些还在勉力支撑，脑子转得快的那些人，转而寻求与外国公司握手言和，化敌为友。长城和IBM、方正和DEC、四通和Compaq，都是那时候风传的中关村故事。段永基还为此发明一个动人的新理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电子部的一位官员不这样看，他说："一个外国公司加一个中国公司，能打败中国一个行业，真不知道还会有谁能做国产微机。" 柳传志指出了正在动摇中关村的真正问题，他在公司大会上对全体员工说："现在我感到紧张，满脑子装的是如何使整个公司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都有背水一战的决心。首先要大家明白，后面就是河。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同样的意思，总工程师倪光南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的："我们国家还要不要自己的计算机工业？都说要，那么谁来做这件事？事实上，这个重任已落在联想身上。"尽管这两个人之间日后发生激烈冲突，乃至分道扬镳，你死我活，但在这个春天，大家空前团结。就像倪光南说的："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