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中国的新革命》
与四通不同，联想的股权改革是一个成功的传奇，但它无论是在中关村还是整个中国，都是绝无仅有，无法成为榜样。从一开始，柳传志面临的局面就比四通更糟。他的联想在开创之初就有确凿无疑的国家投资--20万元。所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法律上来说，联想均属国有无疑。了解我们国家企业发展历史的人全都知道，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中，对于股权抱有野心的并不算少，但是他们全都不能找到一种既合理又合法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要么不能动手，虽然创造巨额财富但却清贫一生，要么铤而走险化公为私，甚至触犯刑律，身陷囹圄。这两种结果显然都非柳传志所愿。他一直在心里盘算着找到一种途径，以法律和道德都能认可的方式确认员工利益。可以想像，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和复杂性。 当年四通开创者以各自占有股权多寡为目标，而柳传志则始终是在公司和政府之间寻找利益的平衡点，而且还要小心翼翼地替政府寻找为他网开一面的理由。他的成功奥秘不是在于他比四通更有力量、更会投机、或者理由更充分，而是在于他更善于忍耐、创造条件、步步为营，以及把利益对立者变成利益攸关者的无与伦比的技巧。 1994年2月联想在香港股市挂牌之前，柳传志开始策划把公司财产的一部分分割出来，归属企业的开创者以及后来的员工。他甚至授意属下做出计划，呈送上级参照。这一方案经过权衡，增删各方持股份额，形成文件。通俗地解释其中关键环节，就是将联想财产的55%归于国家，45%归于员工。它首先得到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支持，由于科学院是联想的投资者，同时也是联想的唯一股东，所以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联想已经打通最重要的障碍。然而柳的方案还是很快宣告流产。因为"国有资产"在理论上乃是属于全体国民所有，其代表者并非中国科学院，而是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那些官员可不像周光召这么好说话。 柳传志一计不成，退而求其次。他向上级要求，把公司35%的利润归在联想员工名下，由公司自己决定在创业者和后来者之间如何分配。有趣的是，这就绕开了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这两个大障碍。因为作为唯一的股东，中国科学院拥有处置企业利润的权力，当然也可以批准柳传志的要求。柳就这样得到"分红权"，他当即在公司员工中做出分配。在当时，这些都是纸上之兵，没有分掉一分一厘。柳传志只不过要财务人员将这笔钱逐年登记造册，载入每人名下。无论是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们还是企业的员工，都觉得这是在"画饼充饥"，不当一回事，只有柳传志看出此中价值。他相信这是走向"财产归属"之途的第一步。
既然有了第一步，也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走向既定目标。他从这里开始，又走了7年，终于在2000年把公司35%的股权归属员工所有，也让他自己以及和他创业的同伴们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千万富翁。其具体操作的程序，则是将这部分股权作价1?6亿元，然后将多年积累下来的那笔红利倾囊而出，一举购得。这一过程最好地证明，柳传志这个人是好高骛远和脚踏实地的绝妙结合体。他有足够的决心和忍耐力与旧制度周旋，直到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都是后话。现在让我们回到1994年，看看中关村如何高举起那面时代的旗帜。 这个行业的本性是没有国界的，现在它却大张旗鼓地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号。在我们国家掀起来的"高举民族品牌大旗"的浪潮中，中关村所发挥的作用具有深远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技术主流的重要转折，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关村不再仅仅是外国微机的大柜台，而且还是一个广阔的、不断成长的经济王国。老一代的政治经验仍然有用。它的作用是游说政府、勾结权力、组成联盟、平息这个王国的潜在阻力，最终能够保障它的成长壮大。企业的成功之道不仅在于会赚钱，更在于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去赚钱。 前文所述中关村的舆论转向"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现在有了新进展。1994年5月第一周，杨元庆在北京发布联想微机"E系列"的那一天，总工程师倪光南率领一支队伍来到上海，用了三天时间，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意向，共同建立一个"微电子设计中心"。有证据表明，这一计划曾让公司上下兴奋不已。倪光南一说起来就会两眼放光，因为"设计中心"的目标是集成电路，也就是开发制造计算机的专用芯片。它在计算机产业的技术链条上属于高端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