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中国的新革命》
不管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公司总是要挣钱的。可是四通的"大战略"却好像是个"大黑洞"，钱就像洪水似的，有去无回。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过来。珠海房地产亏损2?3亿元。"税控打字机"成了一场灾难，不仅不能如可行性报告所说，每年赢利6538万元，而且血本无归。在深圳的"微机"也完全不是报纸上说的"产值将达3亿美元，80%将出口"，而是大批积压，降价甩卖，导致减收1341万元。公司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无节制的扩张导致4?3亿元陷于房地产和股票之中，不得不大批举债以维系收支，如同雪上加霜，因为高额债务让公司在1995年的利息支出增加161%，利润下降95%，只剩132万元了，其资金利润率刚刚超过0?1%。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把钱存在国家银行里，然后回家睡上一年大觉，你的资金回报也要比这高出几十倍！ 在中关村早期那些杰出公司里，四通曾是最杰出的一个。它也是"两通两海"中最后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在终于消亡之前，它还要折腾出好多事，因此还能不断地回到公众视线中。但是毫无疑问，从这时起，它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像其他那些中关村的开拓者一样，四通在打碎一个旧世界的过程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但是，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过程中，却缺少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公司的盛极而衰是个适用于全世界的规律，也是90年代中关村传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无数令人难忘的故事中，如果说四通衰落是由于内在机制不足以促成它的转型，那么，许瑞洪和他领导的华科公司就是一种外来力量的牺牲品。之所以要说"外来力量"是因为它不是经济因素，而是非经济因素，主要是政治影响和行政手段。在中国，这种"外来力量"通常都是造成经济波动和企业兴衰的最重要的原因。 时至今日，"华科"少为人知。当年矗立上地产业基地、声名赫赫的那栋"瑞洪大厦"，也已换了主人。但是有不少人仍然坚信，如果"华科"那时能够度过难关，那么后来的程控交换机市场上也许就不会有"华为"这个名字，至少也是双雄并立的局面。实际上，这局面早在1994年就曾出现在市场上，"南有华为，北有华科"这句话，当时响彻整个国家。 许瑞洪和柳传志、段永基是同一代人，也拥有同样优良的教育背景。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然后成为这所学校里一个专事科研的教师。这是一个乡巴佬进入都市文明圈的许可证。他是江苏省金坛县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15岁之前从来没有去过比县城更远的地方。他一面干着所有乡下孩子都要干的那些活--放牛、插秧、炸石、铺路，一边断断续续读完小学和中学。1965年他20岁，来到中关村。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从县城到省城，从省城到京城，此后他没有离开中关村，却始终保留着浓重的乡音，以及对于家乡的深深记忆。他8岁丧父，母亲改嫁，继父还是一个农民，除了地里的庄稼之外什么也不关心。许瑞洪为了凑齐学费完成学业，不得不恳求姨妈。姨妈把自己陪嫁的银质手镯给了他。这是他当时见过的最豪华的器物，他把它卖了8块钱，而这点钱远远无法满足他在清华大学的开销。事实上，这孩子几乎完全依靠课余时间为学校劳动，才终于完成学业。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人，心理上有个烙印是有决定意义的，那就是深知物力艰辛、底层屈辱，对金钱权势具有一种奇特的敏感。 1984年他离开北京，受学校委托到新办的深圳大学去做教师，但是本能深处的那种力量却驱使他把热情转向他方。他开始接受买与卖的熏陶。深圳已经是个"特区"，商业气氛比中关村更浓，到这里来闯荡的人，大都是无法无天之辈。许瑞洪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商业天才。"我不喜欢炒外汇，也不喜欢房地产。"他说，"我的专业是通讯，我只做那些我了解的东西。"他在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当中选择了程控交换机，其实就是把台湾的产品弄进海关来，再转手倒卖。那时候"华为"还没诞生，整个深圳只有他一个行家里手。所以他很快垄断了这桩买卖，并且在第一年里挣了70万元。在当时，他的月薪只有56元，所以这笔钱对他来说是个大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