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中国的新革命》
经济崛起让这个国家精神大振，昂首挺胸进入现代世界，却又与它保持一段距离，用自己的货币壁垒和贸易壁垒阻挡着突如其来的危险。这时候，一个巨大的危险正在家门口转来转去。它在当时和后来都被人们恰如其分地叫做"亚洲金融风暴"，是从泰国开始的，然后经过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扩张到整个太平洋的西海岸，把韩国、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全都扫荡一遍，连俄罗斯和南美也受到牵连。就像好莱坞电影《龙卷风》一样，卷到哪里，哪里就要倒霉，就是没有登上中国大陆。全世界一片混乱，而中国稳若泰山。中央政府的官员得意地说，"风景这边独好"。朱镕基总理宣布，过热的经济已经"软着陆"。理由是，出口增加、就业增加、老百姓的工资增加、房地产投资增长率降低了49个百分点、货币发行下降了20%、工业品供过于求、粮食连年丰收导致仓库爆满。银行把不良债务减少200亿元，重新向外放贷。 市场又在召唤。它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也让社会的天平倾向民间资本。经济第一。一切为了发展。私营，更多的私营。按照当时报纸上的说法，1998年的春天是"民营经济的春天"。几个月前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公开承认现在国家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承诺把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承认非公有经济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还向全国人民保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这是共产党对既定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做出的重大修正。 对于旧制度来说，它是颠覆性的。然而颠覆早在18年前就开始了。陈春先点燃的那团星星之火，现在就要烧遍整个国家。"民营科技企业"不仅成了媒体刻意追捧的对象，而且还是官员们表明自己政治倾向和行政水平的标志。贾庆林说了一句，"要把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他属下的那些官员便赶忙呈上一份报告，告诉这位还不太了解中关村的新书记，"中国最早的民营科技企业"就是出现在北京的。而现在，这个城市已有11847家这样的企业，有20多万人在这里工作。这让贾庆林大喜过望："要帮助民营科技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
民营企业的所有者们听了这话，嘴上高兴，心里还在嘀咕。他们说只要党的报纸不再把他们打入另册、政府官员不再对他们百般挑剔，那就谢天谢地。这可不是不识抬举，乱发牢骚。此前很多事实都在证明，民营经济是被列在另册的。几乎所有官员都认定它是一个占有社会资源，带来无穷麻烦的祸根。而现在，这些事都被当做反面教材，人们说起来就像是在控诉旧社会。 民营企业主已经不是"敌人"了，但是还在争取成为"国民"。这局面要拿今天的眼光来看，真是奇特，可是在那个年代，政府方针的潜在逻辑就是这样。好多有权有势有影响的人物，只不过主张把私营企业主当做"国民"，就像是个"青天大老爷"一样受到民间拥戴。其中有个名叫萧灼基的人最为有名。这位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党的新理论是个"网开一面"的产物，很不牢靠，所以对一位记者大谈了一番"修宪"的必要。"国家宪法应当明确保护私有财产。"他说。这句话在用友公司总裁王文京听来，恰如久旱的禾苗遇到一场甘霖从天而降。我们已经提到过，王文京的事业，就是由10年前的那一次"修宪"鼓动起来的。 自从1988年开创中关村第一家纯粹的私营企业，10年来王文京已经建立起一个年销售2亿元的软件王国，还将在下一个10年引领中国企业全面超越外国企业，占领财务软件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以驾驭政治和法律的细微变化、剑走偏锋的本领来论，这完全是王文京个人的辉煌成就。1988年当所有人都在争戴一顶"红帽子"时，他别出心裁地为自己挑了一顶"黑帽子"。1994年当他的合作者苏启强对公司失去信心时，他自己掏出几千万元把苏抛下的股票全部购进，以确保他个人对公司的控制权，同时也避免任何人来把他的公司染上红色。在那之前的几个月，中关村爆发了第一次"财务软件大战"，至少有20家公司卷入其中，由于北京之外的地方几乎没有像样的软件行业，所以这场"战争"也可以说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结局是王文京名利双收。他的用友公司拿下全国财务软件市场40%的份额，还得到"试验区优秀企业"和"拳头产品"两块招牌。直到今天，这都是中国软件产业史上由私营企业写下的最辉煌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