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南京大学爆红校史剧《蒋公的面子》开始全国巡演 一段南京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的轶事，被一名大三学生编成了一部《蒋公的面子》，自去年5月开始在南京大学校园演出30多场，场场爆满。今年1月13日，这部原为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活动的话剧第一次走出校园，在南京紫金大戏院进行了首场正式公演，好评如潮。如今，该剧于4月3日正式拉开全国巡演的序幕，首站登陆上海连演4天。 《蒋公的面子》切入点很小。1943年，蒋介石初任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校长，请中文系三个教授吃饭，想吃不想吃的都有难处。究竟是蒋公的面子重要，还是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利益更重要？三位教授非常纠结，他们中，有人痛恨蒋的独裁，却又因为时值战乱藏书难保需要蒋的帮助；有人潜心学问不谈国事，却明火执仗摆明自己就是一食客，想到席上难得的好菜已难掩激动；有人支持政府愿意去赴宴，却硬是放不下文人的架子，要拉另外两人下水。他们争吵了一个下午…… 二十多年后的“文革”，他们必须交代是否接受过蒋的宴请。三人再次见面，谈论当年到底去没去赴宴，诚惶诚恐地回忆往事，真相难觅，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所有的好戏都是指出道德的边缘所在、困境所在。《蒋公的面子》之所以火，不是因为戏里有抗战和‘文革’的悲剧，而是因为人性中永远不可能改变的悲剧性和喜剧性，因为我们自己这种卑微的状态。”《蒋公的面子》导演、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戏剧影视艺术系主任吕效平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说。 蒋介石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的背景 《蒋公的面子》的背景，是1943年顾孟余辞职，蒋介石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上世纪40年代以前，中央大学共有文、理、法、工、农、医、教育7个学院，40余个系，是国内规模最大、系科最为完备的综合性大学。1937年，中央大学西迁至重庆。1941年，已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十年之久的罗家伦，受命担任黔滇考察团团长，为远征军经云南出国作战作预筹。罗家伦辞去中大校长后，行政院长蒋介石任命原北京大学名教授顾孟余继任。 根据吕效平教授的说法，顾孟余1943年辞职是因为与蒋介石发生矛盾。“蒋介石在重庆老是找大学校长训话。他是军人身份，不认识那些校长们，所以他觉得点名的时候大学校长应该站起来。但是大学校长们不吃这一套，蒋介石叫他们，他们不愿意站起来—那个时候大学里共产党的活动也多，大家对蒋介石并不佩服—蒋介石就很不高兴。而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孟余索性不来开会，让秘书去。蒋介石因此就说了几句重话，刚好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顾孟余一怒之下辞职不干了。” 不过，曾主持译校《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刘敬坤曾在名为《蒋介石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始末》一文中披露，顾孟余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主要还是因为“与陈立夫闹矛盾”。 无论如何，顾孟余离开中央大学，立刻引发了师生间的轩然大波。陈立夫原想把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吴南轩调任中央大学校长，结果遭到中央大学师生的一致反对。束手无策的陈立夫向行政院长蒋介石求援，表示“中央大学的学生要闹事”。蒋介石一听说学生要闹事，立即以命令的口吻说：“抗战时期，不许学生闹事。” 据陈立夫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说，蒋遂提出，像军校一样，所有各大学一律由蒋氏出任校长，另派教育长到各校实际主持校务。 “所有强人都是这样，蒋介石认为没有他搞不定的事，他一生最多的时候兼了70多个职，他认为他是强人，你们搞不定他肯定能，他一怒之下就说他来做中央大学校长。”吕效平说。 去还是没去，也是个问题 《蒋公的面子》的故事，就从“蒋介石自以为他能搞定”开始。 1943年5月，蒋介石正式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他做校长以后，大多数学生很高兴，因为学生认为国家元首来做校长，学生不闹了。”吕效平说，“但是教授们不高兴了，教授们认为以你的学识、经历，做党校、军校校长差不多，做中央大学的校长，你能做学术吗？你能终身献身于学术吗？你能不问党派只做学术吗？有些教授扬言要走。” 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广为流传的故事便是“蒋介石当时想请中文系最有影响的教授吃年夜饭，希望跟大家进行沟通把这件事情搞定”。“但是据说我们系里这三个老先生就很犯难，给不给蒋介石这个面子呢？但我们的老师也没有跟我们说，他们最终是去了还是没有去。”吕效平说。 这三位老教授在《蒋公的面子》里成为了时任道、夏小山、卞从周三人。三个人物性格特点鲜明，时任道思想进步，追求民主自由和学术独立，他的学生呼吁抗日，上街游行被当局打死，他斥蒋介石为独裁者，因而拒绝赴宴。但令他为难的是，他同时又有求于老蒋—他在桂林的一批藏书朝不保夕，很想通过蒋介石保住这批书并运回重庆来。于是，他想到了一个近乎黑色幽默的“好办法”—自己保住面子，让别人去赴宴帮他说情挽回藏书。更大的黑色幽默在于，他想拿回藏书并不是因为有多么爱书，而是想变卖以度日—因其一贯的清高，家中已经快揭不开锅了，时太太甚至瞒着他去向他素来看不惯的卞从周借钱。 夏小山是一个看似中立实则骑墙的代表，他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与人为善，极爱美食和麻将。他听说宴会上将有一道老字号的火腿烧豆腐，因而心驰神往。但他之前在学生面前扬言不承认蒋介石这个校长，出于文人的面子和虚荣，如今这封请柬令他为难了。他提议把请柬上的蒋校长改成蒋院长（行政院长）或蒋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就同意赴宴。蒋公的面子其实不重要，自己的面子才是最要紧的。 卞从周则是与体制合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不鼓励学生游行，给《中央日报》撰稿，支持国民政府。接到蒋公的请柬后，他竭力主张并力图说服两位同侪同去赴宴，并抛出了两大诱惑—时任道的藏书、夏小山的火腿烧豆腐。但再三鼓动未果，并被时任道和夏小山斥为谄媚，从而恼羞成怒，面子下不去，也摆出一副不去赴宴的姿态。 “夏小山的原型是胡小石，时任道的背景是陈中凡。卞从周则完全是一个捏造的人物。”吕效平说，“无论三位教授有着怎样的差别，是拥蒋还是反蒋，总体上看，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价值，就是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他们并不把蒋介石请吃饭当做是皇帝的赐宴。即使是建制化的卞从周也没有这种倾向。” 没接到关于“文革”戏的批评 “1943年三位教授激烈争论要不要给蒋公面子”并不是《蒋公的面子》的全部—“文革”中，曾经三位“蒋介石请吃饭，还要考虑一下”的老先生，被要求交代是否接受蒋氏邀请。 “加入这段，是我们想直接地批评这么多年以来对大学教授的精神奴役，采用了一个非艺术的简单化的方式。”吕效平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其实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张桌子、一个整块的时间把这个故事演下来，希望故事发生的时间和我们演出的时间是完全一样的，不要有跨度。加入这段是因为两个因素做的妥协，最要紧的因素是我们自己才气不足，我们的才气不足以一张麻将桌就有充沛的剧场审美资源的戏。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稍微有点着急想表达我们的想法，想把当今的精神状态和那时老师们的精神状态做一个鲜明的比较。但这个表现太直接了一点，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才气更好一点肯定要把它改掉，但现在没有这个才气。” “现在媒体上讲‘文革’的也多了，不只我们一家。所以江苏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南京大学党委没有任何人批评我们，迄今为止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我们这段戏的批评。”吕效平说。
专访导演吕效平：我们至今没有遭遇任何压力 和校园戏剧节打擂台 时代周报：迄今为止，作为一部校史剧，《蒋公的面子》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听说这部剧最开始参加第三届校园戏剧节落选了？ 吕效平：是。去年六月我们报名参加在上海做的第三届校园戏剧节，是中国文联、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在上海做的，前两届也是在上海做，实际是中国剧协操作。我报名的时候就给了他们一个难题，我不认为他会选中我们，人都是这样的，不逼到眼皮底下，自觉地靠思想觉悟提高是很困难的，果然他们把我们淘汰了。 我们跟中国剧协也不是第一次较量，我知道淘汰是必然的。2005年我们做了一个戏，叫“《人民公敌》事件”，是一个反映环境问题的戏，至少是借治理污染的问题谈人的问题。后来南京艺术学院想买这个本子，回去做“五个一工程”，就从北京请了一大堆艺术专家，包括很多剧协专家，包括当时剧协的秘书长来提意见。结果中国剧协的秘书长说：政府对环境问题是负责任的，不可以与150年前的资产阶级政府相比较。 2005年，并不是处在官员位置上的剧协秘书长都好意思讲这个话？连温家宝总理都不好意思讲这个话—如果我们在环境问题上没有比100多年前的资产阶级政府做得更差一点的话，至少没有比它做得更好。结果他说：你一个搞艺术的操那么多心，讲那么多话，干什么呢？我就没理他。有些事情就得死磕，就得跟他计较。这是我一贯的世界观，坏事要盯死，首先要认错，认错以后再说原谅不原谅，这样社会才能进步。 时代周报：虽然落选了，但《蒋公的面子》却在校园戏剧节开幕的同一时间几乎算是以“打擂台”的方式连演了许多场。 吕效平：我这个人也有点坏，被剧协淘汰以后就在想，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开幕的时候，我到上海找个地方，门对门演。后来因为忙，我也没有往上海跑，但他们演的时候我们也在演。我们的演出定下来是从10月23日到11月2日演十场，结果后来第二次加演，第三次加演，第四次加演，第五次加演，第六次加演……演到了29场，实在不能再演了，因为没有空调，演员冷得要死，说开春再演。 在10月27日第二轮演出第四场，也就是全部演出第八场的时候，也是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闭幕发奖的时间。我在那一场谢幕后上台讲了几句话，我说今天300公里以外，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闭幕了，我们是一个被淘汰的节目，但是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的全部剧目的总和抵不上我们这一个戏。我们没有正式走向社会的时候，已经开始给演员们买汽油票，因为大家开车来演出，发工资。我们的学生们说演场戏这么多钱啊，我说你们自己挣的。 时代周报：也就是那期间，南京市委宣传部和江苏省委宣传部来包场看演出。领导看后有没有做评价？ 吕效平：省委宣传部跟我说要看三场。我说不行，我们没有空调太冷了，他说我给你找个暖和的场子，这样我们到南艺的场子去演了三场。演完后宣传部长一言不发，留了一句话：我跟你再谈。我把话都准备好了，谈就谈吧。结果宣传部长还是很好，他一言不发。 陈道明在南京演《喜剧的忧伤》，他的票卖得贵，最贵的2800元，因此当时就有了一些批评。陈道明也是非常爽气，说我也不要钱，这个钱就算捐给南京市的困难学生或者下岗职工都好，捐给南京市吧，他捐了120万。省委宣传部长看完我们的戏说，这个钱也不要给别人了，就给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让他们排戏吧。他不评价《蒋公的面子》，但是给了我120万。后来濮存昕他们觉得陈道明捐了钱，陈道明不是北京人艺的，但《喜剧的忧伤》是北京人艺的，那我们北京人艺往哪里搁啊？索性何冰也捐吧，何冰的80万加上陈道明的120万，就用北京人艺的名义都捐了，省委宣传部说这笔钱给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 “你匍匐在地上，怎么看得见天上的光辉” 时代周报：那么剧本方面，有没有因为在学校以外演出而改动？ 吕效平：有改动，但都是我们自觉的，因为演到135分钟太长了，我们自己压缩。如果在南京大学演出，我们可能会演135分钟，关于我们自己大学的笑话、关于哲学问题等可以演。但是在外面给市民演，关于南京大学自己家里的事、关于哲学问题就不演了。迄今为止我们没有遭遇到任何压力，没有人要我们屈从于某一个意志改剧本。有一天演完了以后，有人问我能不能演到北京去，当时十八大还没有开。很幸运的是，现在我们马上要去北京了。 时代周报：你的导师、曾担任过主管文科的南大副校长的董建教授，观看了这部戏后口述了一篇文章《献给校庆的精神美餐—看话剧〈蒋公的面子〉有感》。文章刊出后，在网上广为转发。 吕效平：按照董老师的意思是写“文化大革命”不够直接，不如直接写当代。他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写的只是精神猥琐状态的根源。董老师要求我们把当代精神猥琐的状态写出来，和（上世纪）40年代的精神状态相比较，当然董老师也说时间跨度太大，难度更大。 时代周报：戏出来后，引发了公众对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思考？ 吕效平：我们是要把这个戏和当代中国大学制度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做一个对话。编剧温伊方在找资料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未必确有其事。因为当时陈中凡根本不是中央大学的教授，而“蒋介石要来中大做校长”的消息传来时，年已经过完了，也就不会有年夜饭一说。但重要的并不是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事，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被我们忘却了，历史上没有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用想象把它杜撰出来广为流传。我们忘记什么，我们杜撰什么，我们记住什么，我们虚构什么都有深刻的当代原因，都有深刻的心灵的原因。即使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但是我们不断地讲就说明还有问题。 我举个例子，我的小师弟做了博士生导师，某部请他去做秘书。他要去，我的导师勃然大怒，说你在现代发达国家、在几十年前，叫一个大学的成熟教授去当部长，教授们还要犹豫一下。现在公然地叫一个大学的成熟教授、博士生导师来当秘书，提出这个要求的人不感到羞愧，而接到这个邀请的人感到很荣幸，立马就去了。不是赌一口气，是觉得这样做很没有面子。你匍匐在地上的时候，怎么看得见天上思想的光辉、哲学的光辉、科学的光辉呢？你不是傲视一切，不是在天马行空充满想象力的思想状态，做什么科学？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这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