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段时间到处在谈李安，报纸上、网络上。一个移民，在美国主流艺术界大红大紫，三登奥斯卡殿堂，两夺最佳导演，可说是创纪录的了，人称“华人之光”，的确实至名归。我也心悦诚服，很想像龙应台那样，发封电报祝贺一下，说：“我为你骄傲。”但想想自己又不是文化部长，便作罢。 也许有人会说，你跟李安八竿子打不着，发什么电报？我说且慢，我自己原也这么想，有一天偶然翻出我当年在美国写的日记，却发现我跟李安还真扯得上边，至少见过不止一面。1987年9月7日，我的日记写道： 晚七时，李惠英以“海峡两岸交流会”之名在中国城顺德公餐馆宴请侨界名流，陆铿、唐德刚、李又宁、俞国基、赵景伦、梅子强及侨报郑衣德、牟治中皆在座。中报记者李安坐在我左旁，谈甚洽。 10月25日日记又写道： 周日。早起与李安在Burger King 喝咖啡。天甚晴好。 一边读，一边连我自己都怀疑，这李安是那李安吗？怎么连一点印象都没有呢？不过是他的可能性也挺大的。李安1983年从纽约大学电影系毕业，到处找不到工作，“经过了六年漫长而无望的等待”（李安自己的话），才得到拍电影的机会，我跟他见面正在他这倒霉的六年间。1987年前后，他在《中报》打过工，充当临时记者是完全可能的，我那时在《侨报》（《侨报》当时全名《美洲华侨日报》，简称《侨报》，1989年后改名《侨报》 ）做主笔，都在新闻界，自然有见面机会。 如果李安记性比我好，这疑问只要打个电话就解决了。可惜我后来跟李安并没有继续交往下去，如今跑去凑这份热闹，怕犯不着。不过自从翻到这两则日记之后，我对李安增加了关心倒是真的。后来读到他自己写的一篇小文章，说他在那倒霉的六年中，有一次已经下定决心放弃电影，改学电脑，报了名，连课程表都拿到手了。这事他没告诉老婆，可老婆觉察到了： “那几天我一直萎靡不振，妻子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反常，细心的她发现了我包里的课程表。那晚，她一宿没和我说话。第二天，去上班之前，她快上车了，突然，她站在台阶下转过身来，一字一句地告诉我：‘安，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
李夫人这句话可圈可点，她不仅把李安拉回到自己应走的路，为世界挽救了一位大导演，而且说出了一个艺术家最需要坚持的品质：记得心里的梦想。 请注意是“梦想”，就是做梦一样地想，不是什么清晰的理想，更不是什么精明的人生规划。李安后来说过： 太精明的人有时做不成事情，因为他们不再把幻想当真……我觉得自己是个笨小孩。（ 《楚天都市报》2013年2月26日A33版） 李安的故事和李安的话让我想起顾恺之，一个生在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也是很笨很傻的艺术家。 顾恺之（348-409）是东晋人，当时人说他有“三绝”: 画绝、文绝、痴绝。三绝之中，我以为“痴绝”最耐人寻味。这个痴字很难译成现代话，它是白痴的痴，又不是白痴的痴，它是痴情的痴，又不是痴情的痴，它好像介于两者之间，勉强可以译为“傻”，或者“笨”，李安说的“笨小孩”那个“笨”。 顾恺之做过桓温（312-373）的幕僚，桓温的小儿子桓玄拿他当半个长辈看，却欺负他“痴”，老是捉弄他。有一次拿了一片柳叶送给他，说，这是知了藏身的叶子，人拿了它,别人就看不见。顾恺之听了很高兴，就拿来挡住自己的脸，桓玄竟然掏出小鸡鸡，往他裤子上撒了一泡尿。顾恺之更高兴了，相信是柳叶把自己遮住了。又有一次，顾恺之把一柜子最喜欢的画贴好封条，寄放在桓玄家里。桓玄偷偷把柜门打开，拿走了画，又把封条还原，骗顾恺之说他没动过。顾恺之竟也相信，还叹了一口气说：“好画是通灵的，它们一定是变成精灵飞走了，就好像高人羽化登仙一样。”这顾恺之是不是痴得可爱？ 顾恺之的“痴”正如李安的“笨”，他们那种容易被想象所骗、常常“把幻想当真”的傻劲，从常识看当然是缺点，但缺点和优点常常是孪生兄弟，来源于同一种天赋。一个艺术家常常以自己的主观情感和逻辑来观察世界、诠释世界、想象世界，而且，越是天才的艺术家，就越是对自己的观察、诠释与想象深信不疑。正因为有这种丰富而执著的想象力—从另一方面说，是狂热而偏执的想象力，艺术家们因而能够创造出惊世绝俗的艺术品。 这种想象力发生在艺术家身上是好事，会造出像顾恺之、李安或徐文长、梵高这样“痴绝”的艺术家，但如果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呢？那可就不敢说了—至少得分别而论。 倘若发生在宗教家身上，或许有可能造出一个新的教主。其实，世界几大宗教的教主，无论是释迦牟尼还是基督耶稣或者穆罕默德，仔细读读他们的传记，都不难读出这种“痴绝”的味道来。 如果发生在思想家身上呢？我想大概会造出尼采那样的人来吧。 此种想象力最怕发生在政治家身上，结果几乎是一场人间灾难，希特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本来要当画家的，可惜历史跟他开了一个糟糕的玩笑，让他去玩政治。结果他发挥那种“把幻想当真”的想象力，一意孤行，把地球当纸，以人血为颜料，画他幻想中最新最美的画图。美图没有画成，却以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画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