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长江流域渔业资源出现了严重的衰退，长江流域的资源环境面临崩溃。”4月2日，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依民告诉时代周报。赵依民介绍，从全流域的捕捞量看，已经从最高的年四五十万吨减少到如今的年十万吨左右。 据时代周报了解，这常州、江阴一带盛名的长江三鲜—刀鱼、鲥鱼和河豚，或已经几近灭绝，或数量正在急剧下降。 正是如此，按照农业部的要求，自4月1日中午12点至6月30日12点，长江葛洲坝以下至入海口（另外包括汉江以及洞庭湖、鄱阳湖等通江湖泊），除部分河段刀鲚在此期间实行专项特许捕捞外，禁止其他一切捕捞行为。这是2002年以来，长江禁渔制度实施的第十一个年头。 “从目前的情况看，每年三个多月的禁渔期，并没有阻止长江流域内各种鱼类从数量到质量全面下降的趋势。”长江水利委员会（下称“长江委”）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说。 在翁立达撰写的一份报告里，曾经用“保护刻不容缓”等措辞来描述长江水生生物当前面临的危险。 时代周报调查发现，过度捕捞，大型水坝，水体污染，非法挖沙，繁忙航运……种种因素穿插聚合，长江鱼类陷入空前生存危机。 长江三鲜几近绝迹 4月1日，长江江阴石庄镇桃花港江段，江面上货船、运沙船来往穿梭，已不见渔船的踪影。就在紧挨着外圩的大堤上，56岁的贺建新和老伴正在收拾渔具。 “现在长江里越来越难弄到鱼了，一个月打到的鱼甚至比不上2000年之前一天。”贺建新说，“2003年以前，两人高的网下去，一潮水下去就能有几十斤鱼上来，现在十几米的渔网最多也就是几斤的产量。” 相较于贺建新这些靠近家门口的打渔的渔民，常州新农水产村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渔民村。 “我们村一共有四个捕捞小组，原来的位置在今天的常州港那个地方，1958年成为常州市的第一个渔业大队，目前主要是在张家港、川沙、宝山一带捕捞刀鱼。”4月1日，新农水产村村党支部书记梁林坤告诉时代周报。 新农水产村的渔民们是长江流域里各种鱼类数量下降的见证人。梁林坤说，他本人1977年就上船打过鱼，“当时仅仅是刀鱼，一潮水下来就能有一两百斤，而现在最多就是一两斤。” 而该村的村民周太明告诉记者，刀鱼产量的急剧下降是在2003年前后，“特别是长江三峡大坝建成之后。最近几年中， 2011年和2012年产量下降尤其明显。” 比起刀鱼来，长江三鲜的另外两种鲥鱼和河豚的境遇更为尴尬。事实上，如今新农水产村的渔民在长江里已捕不到这两种鱼。 “我还清楚地记得，最后弄到的一条长江鲥鱼是在2000年，当时一个朋友听说之后还赶着过来要走了。”说到这里，梁林坤深叹了口气，“此后，十几年没见到过长江里的鲥鱼了”。据梁林坤介绍，现在市场上的鲥鱼大多数是海洋里的咸水鱼或者是养殖的。 “长江里已经没有鲥鱼和河豚了。”周太明十分肯定地说，“上世纪70年代，鲥鱼8元一斤，而当时刀鱼一斤才1元多。”正是如此，鲥鱼素有“鱼中西施”之说。据周太明介绍，1985年是一个分界线，“之前鲥鱼还很多，1985年之后就很难看到了。” 上世纪90年代起，河豚也很难捕到了。时代周报记者从扬中市渔政监督管理站了解到，1996年该市开始开展长江人工河豚人工繁殖研究，最初的几年每年都能弄到一些本江河豚。但是，自1999年起就很难弄得到，特别是2000年之后，“基本上弄不到本江河豚。” “我们小的时候，哪是这样的？当时，数千里的长江里到底有多少河豚，数也数不清。我们经常能在江面上看到大群的河豚出现。”梁林坤说。 实际上，鲥鱼和河豚消亡后，刀鱼的捕获量急遽下行。“从上游往下游看，上世纪90年代初，湖南、湖北江段就基本上找不到洄游的刀鱼了。1996年左右，安徽江段也形不成渔汛了。1998年左右，南京没有了渔汛，后来，镇江、扬州江刀产量也锐减。”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一位专家告诉记者。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的一组数据说明了整个长江刀鱼的总体捕获情况：1973年长江沿岸江刀产量为3750吨，1983年为370吨左右，2002年的产量已不足百吨，2010年80吨，2011年12吨。“照这样的速度，最多5-10年，长江的刀鱼资源将会枯竭。”梁林坤悲观地摇了摇头。 不仅是长江里的刀鱼、鲥鱼和河豚等重要经济鱼类，实际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长江流域的整体渔业资源都不容乐观。 据《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11》显示，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长江中下游捕捞量占全国的60%-65%，年均捕捞量从20×104吨迅速增长到150×104吨；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产量平稳波动，说明上升势头减缓，资源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 “上世纪60年代中期，长江中游四大家鱼渔获物比例为20%-30%，目前为5%左右，四大家鱼资源衰退严重，导致长江中游四大家鱼繁殖群体数量下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鱼类营养与饲料研究室主任文华告诉时代周报。 不仅仅是产量，鱼种也在持续减少。历史上有记载的长江水生生物有1100多种，其中鱼类370多种。长江特有鱼类为142种，20多种鱼类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2006年的一次国际科考调查结果显示，在长江干流，江豚数量为1200多头，加上洞庭湖和鄱阳湖的600余头，总数约1800头。“如今，总数应该不超过1000头了。”翁立达说。 3月28日，《2012长江淡水豚考察报告》在武汉发布。报告宣布，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000头，呈现加速下降趋势，其中长江干流种群年均下降速率为13.73%，超过2006年以前的两倍。另外，在上述的2006年国际科考中，众科学家还曾搜寻过白鳍豚，但一无所获。2007年，白鳍豚已正式宣告功能性灭绝。 中科院水生所党委书记王丁告诉时代周报，在上世纪70年代前，长江白鲟的年产量曾达到5吨左右，“但2003年之后已无捕获记录”；而达氏鲟和胭脂鱼，目前的种群也极其微小。 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长江鲥鱼、白鲟、中华鲟等珍稀鱼类，其种群数量都在逐年减少。 长江物种四大“杀手” 在业内专家们看来，渔业资源衰竭、长江生物种群和数量减少，主要受过度捕捞、水利工程建设、水域环境污染和挖沙等四大因素的影响。 “渔类资源与家禽家畜最大的差异在于，渔类资源几乎依赖野外资源的供给。”中科院院士、著名鱼类生物学家曹文宣曾告诉时代周报。 “鱼类的基因在人工饲养过程中是不断退化的。”曹文宣说，因此在鱼类的人工养殖过程中，必须不断补充野生的鱼卵资源进行繁殖饲养。基于鱼类基因的这种特性，如果野生鱼类资源受到破坏，影响将是一连串的，并且很难恢复。 在曹文宣看来，正是人类的酷渔乱捕直接阻断了渔类野外资源的供给，鱼要有一个成长周期才能繁殖，但目前，长江捕捞的绝大部分家鱼都是仅生长半年左右的当年幼鱼，有些幼鱼不足两个月就被捕获。 “毁灭性捕捞，导致长江渔业资源渐渐枯竭，江豚食物严重匮乏。而捕捞工具，亦会直接造成江豚受伤、死亡。”曹文宣说。 水电工程建设、围湖造田、采砂作业、疏浚航道等人类活动，对水生生物资源的影响同样巨大。多年的研究显示，长江四大家鱼的繁殖需要一定的涨水过程，洪峰是四大家鱼繁殖的必要条件；三峡水库蓄水后，宜昌段的涨水时间、涨水次数较天然河道时有较大改变，而水温与水文变化，直接导致四大家鱼自然繁殖时间推迟与规模下降。 对此，翁立达特别解释长江鲥鱼几乎灭绝就同江西赣江上的万安水电站的建设有关。翁称，长江里鲥鱼最重要的产卵场就是在赣江，“1986年万安水电站大坝开始截流，直接淹没了产卵场，鲥鱼还能有存活的可能？” 在赵依民看来，不仅是大坝建设，更多的是一些湖泊和支流上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直接阻断了洄游性水生动物通道，改变了生物原有生存环境，特别是下泻水流、水温发生变化，已不能满足鱼类产卵要求。” 水域污染亦是长江鱼殇的“祸首”之一。有数据显示，2009年，长江流域污水排放总量为333.2亿吨，比2003年增加21.9%，排污主要集中在太湖水系，洞庭湖水系，长江湖口以下干流，宜昌至湖口、鄱阳湖水系，宜宾至宜昌和汉江地区，占2009年排放总量的80.1%。 据统计，我国长江沿岸有40余万家化工企业，此外还分布着五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厂，以及上海、南京、仪征等石油化工基地。化工产业对于长江岸线的侵占，在下游尤其明显。近年来的调查表明，长江已形成600公里的岸边污染带，其中包括300余种有毒污染物。以镇江、常州、无锡和苏州江段为例，时代周报记者初步统计，不足200公里的江段分布的化工企业就高达100多家。 “另外水土流失将农药、化肥、土壤中的营养元素及一些动植物腐殖质带入水体，加上在运输化学品船只翻沉事故中大量硫酸、甲苯酚等化学品倾覆入江，同样加剧了长江水质的恶化。”赵依民说，尽管这几年排污有所缓解，但是鱼类在这样的水质下活下去并不容易。 除此之外，挖沙无序化，挖沙后也没有相应的生态恢复机制，严重破坏了鱼类生存环境。 统一联动才是出路 虽有多种法律法规，长江水利委员会每年还会发布《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但在多数专家看来，长江鱼的保护艰难依旧。在赵依民看来，现在还不是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破坏最严重的时期，“真正严重的问题会出现在今后5-8年”。 “南水北调，数不胜数的大坝建设，运转不休的挖沙船，无法统计的化工污染……我们对于长江的索取那么厉害，可以想象，按照国家2020年人均收入倍增计划，这些索取有增无减。如此一来，长江里渔业资源得到恢复，希望肯定很渺茫。”赵依民说。
“归根结底，应该转变发展思路。牺牲资源环境，连人类都难以承受，更何况长江里的各种珍稀鱼类呢？”环保学者汪永晨告诉时代周报。 翁立达同样深有感触，“长江里的多数鱼类，从产卵到繁殖，都需要很好的自然环境——包括洪峰和温度，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只考虑到眼前的经济利益，建大坝发电，人为地阻隔鱼类的洄游通道，结果延续了千万年的种群濒临灭绝。” 翁立达提到，当年制定三峡大坝环评报告时，长江委特别要求三峡大坝每年根据长江鱼类的自然生长环境，制定调度计划，以满足四大家鱼和长江三鲜—鲥鱼、刀鱼和河豚的生存需要，“报告书里面倒是写了，可是后来操作过程中完全没有遵守。” “企业是各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手，地方政府需要时刻在GDP和环保间作出取舍时，企业通常会是留的一方。”翁立达说。早在2006年，一些环保学者曾力促江豚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农业部官员也有意促成，但地方政府不支持，理由是“影响当地经济发展”。 长江绵延19个省市区，在370多种鱼类中，又有洄游、半洄游等不同的生活特性，洄游距离也各有不同。由此，鱼类保护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携手，进行综合流域管理。 在翁立达看来，长江鱼类保护，最难的还在于统一联动，“渔业保护不仅关乎渔业，更关乎航运、水利、电力、环保等多方利益，不仅关乎上游，还关乎下游。” “各利益方出发点不同，很难得出共同结论。”赵依民说，“这时候谈鱼类保护就显得很苍白，毕竟，鱼类保护部门无法参与其他部门的决策。” “就长江流域来说，每年制定的保护与发展报告，与其说是保护规划，不如说是发展规划。眼看着长江里的资源衰竭，各个地方政府几乎没有反思，各种水上工程还是纷纷上马，这种制度思想下，长江渔业资源的衰竭不是杞人忧天。”赵依民说。 急需建立“退捕还鱼”机制 除了诸多部门间的沟通难题，鱼类保护还深受资金短缺之困。按照测算，“十二五”期间，长江水生生物保护需要130亿元的资金投入。 4月1日中午12点，是这次长江禁渔开始执行的时刻。“随着长江渔业资源日渐萎缩，禁渔成为必要手段；而4月—6月不仅是四大家鱼等常见鱼类交配产卵繁殖期，也是螃蟹、刀鱼、河豚等洄游产卵季节，选择这段时间禁渔，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各种鱼虾蟹的正常繁殖。”常州市渔政监督管理站站长吴建敏告诉时代周报。 “今年，我们以常州市所辖长江、太湖、湖、长荡湖、天目湖为主体投放3800万尾鱼苗，2012年是2550万尾。不仅如此，我们对每条渔船的补助将达到2500元左右，共计25万元。”吴建敏说。 截至2012年，常州已经连续11年为渔民下拨禁渔期困难补助，累计补助经费达317万元，“我们的目标是做到江面无违规渔船，水下无违规网具，市场无违规江渔的禁渔目标。”吴建敏说。 事实上，不仅仅是常州段，这一次长江沿岸的各省市都加大了对护渔的力度。以长江中游的武汉为例。武汉市有捕鱼船400多条，渔民1000多人，禁渔期间，渔政部门将对捕捞作业渔民、渔船给予生活补贴和燃油补贴，每条渔船每年的总补贴资金约1万元。 发放补贴和放流苗种是目前各市的主要做法。有数据统计显示，仅仅是从2006年-2011年，长江禁渔水域累计共投入放流资金2.64亿元，放流苗种45.6亿尾。 然而，在曹文宣看来，此举并不能真正起到保护长江渔业资源的作用，“每年的4月-6月禁渔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亲鱼的繁殖，但7月解禁后的大量捕捞，仍使幼鱼面临着危险，对渔业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仅仅依靠三个月的禁渔期和人工放流部分幼鱼，是难以让资源恢复的。”在曹文宣看来，禁渔10年是实现长江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曹文宣早在2006年即提出“全江禁渔10年”。 曹文宣认为，连续10年禁渔，长江四大家鱼会有两个多世代的繁衍，鱼类资源量将比现在倍增，而且个体增大。届时渔业效益会比现在显著增加，适当捕捞也就不会造成资源衰竭。 此外，曹文宣表示，除了电捕和轮船螺旋桨对它们造成伤害外，导致这几种动物消失或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是食物鱼的减少，如果经过10年的休养生息，经济鱼类丰富起来，这些珍稀的水生野生动物将有充足的食物，长江生态环境就会逐渐恢复。 赵依民则认为,长江渔业资源及生态环境承载不起现有的渔业捕捞力量,供养不起如此众多的捕捞渔民，迫切需要让部分渔民转产转业上岸。 “禁渔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努力开展长江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工程是长久之计。”赵依民说。据统计，2011年，长江三峡库区、坝下、洞庭湖、鄱阳湖和河口区的天然捕捞量不足5万吨，长江的资源量已不足以支撑这14万多渔民的基本生活，长江的水生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 “从渔民生存出发，从保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出发，在长江流域开展‘退捕还鱼’的政策十分必要，也很紧迫。我部相关部门目前正在参考‘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的政策，制定长江渔民退出补偿机制，引导渔民逐步退出天然捕捞。”赵依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