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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五年里，张维迎">张维迎教授在有关的论坛、讲座上发表了有关中国企业如何成长的诸多看法，内容涉及企业核心竞争力、公司战略、品牌价值、公司治理结构、领导人素质、职业化管理与信任、产业整合以及制度环境等多个方面。这些思考的内容集结成《竞争力与企业成长》。在张维迎看来，“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不是单一的，而是全方位的；既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的因素——特别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政策的不平等等；中国企业不是得了什么病，而是营养不良，发育不成熟，体质比较差，免疫力低。只有在以上多个方面都做出实质性改进，才有希望突破增长的瓶颈，成长壮大。”
由于我一直在企业工作，对于企业成长问题，自然格外关注。对于张维迎教授在《竞争力与企业成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一书所表达的原则性观点，我是认同的。但对于企业如何成长，是不是要像张维迎教授说的那样，一开始就“要有一个宏伟而可行的成长目标”，“要有一个可行的发展战略”，只赚远景规划内的钱这些具体的成长方法，我还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在为2005年4月号的《21世纪商业评论》写的《中国企业：可做 能做与该做的》一文中，我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现在的中国企业，大多还没有强大到只做“该做”的事情，还必须先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能做”的事情，才能够积累一定的财力物力，为自己将来踏踏实实地做“该做”的事情打下基础。我现在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中国企业只有在做好一些“能做”的事情的基础上，才能好好去考虑“该做”的事情，而不是盲目地追逐战略。就我有限的了解，在中国的多如牛毛的企业里，能够像张维迎教授所说的那样，一开始就“有一个宏伟而可行的成长目标”，“有一个可行的发展战略”的，只有用友软件都极其稀罕的几个企业。即使像今天专业化程度很高、成长目标和发展战略都很清晰的万科公司、联想公司，当年也都是赤手空拳地创业，在创业初期，实际上也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只要有钱赚，只要有利于装满第一桶金，企业就往那里滑。也就是先做好“能做”的事情，把钱赚到手，然后再去“制订宏伟而可行的成长目标”和“可行的发展战略”，按照战略只做“该做”的事情，这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依然是个比较现实的选择。
我赞成在企业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经济实力以后，一定要杜绝盲目，因为“可做”的事情很多，可以赚钱的行业比比皆是，处处是诱惑，企业就要重新制订长远目标和发展战略，围绕战略，集中精力在一两项“该做”的事情上去做成专业化企业，长远来说，专业成就未来。
现在对于企业成长问题，政府、媒体以及学术界对企业本身要练好内功的事情谈得很多，而对企业成长所需要的外部环境关注较少。从企业自身的角度来说，每日三省，练好内功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企业的成长的动力无非两个方面，一是配置效率，二是生产效率。在市场化已经二十多年的情况下，来自配置效率的成长将会逐渐弱化，只有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才能有效地保证企业成长。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就是当前所有中国企业必须苦练的内功。从我自己做企业的体会来看，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对企业的成长和企业练好内功同等重要。而外部环境里，最重要的。一是社会道德环境，二是政府管制效率。
一些学者们已经发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不足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国别差异，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合作的能力。中国企业之间之所以难以做成生意，是因为相互之间缺乏诚信。而信任就是中国目前最缺乏的社会资本。在一个良好的社会大的环境里，老板不再需要提防员工是否把企业的商业秘密盗走，员工也不用担心老板拖欠克扣工资福利；企业与企业之间不用担心发了货能不能收到货款，欠钱的不再成为大爷；开发新产品，不必再担心因为盗版而将开发的心血付诸东流……。而现在的中国企业，很大一部分时间不是用在苦练内功，而是用在如何防止受骗上当。技术进步依赖于分工的程度，而分工离不开信任。如果我们在建立诚信社会方面不能尽快取得很大的改善，中国的企业要获得持续成长是相当艰难的。而要改善社会道德环境，中国的企业都需要从自身做起，做一个诚信的企业公民。当然，学术界、社会舆论、媒体和司法机关等部门，在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信用制度、产权保护等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政府管制方面，中国的各级政府为企业服务意识淡薄，对企业管得太多，而且管制效率低下。政府管制效率低下的主要表现是造成了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环境。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公平、公正，而现在中国不同的企业享受到的政策不是一样的，缺乏竞争的公平性。比如外资企业可以集中纳税，集中纳税时，不同地区的企业可以盈亏相抵；而国内的企业，即使在同一个城市有十个分店，也只能分别在各个分店的所在地纳税，无法盈亏相抵。外资企业的工资都可以列入成本，而国内企业的工资，只有在政府规定的部分才算成本，像北京地区，国内企业给员工发放的工资，超过960元的部分，要做所得税调整，也就是要交33%的所得税。在这样的税收环境下，中国的企业必须负担的成本比外资企业高出将近1/3，这让中国的企业如何与外资企业竞争，如何成长？所以，要使中国的企业成长，就必须彻底消除那些妨碍企业成长的不合理的管制措施。
归根结底，中国的企业要成长，既要靠自身加强内功修炼，也要靠社会道德环境的改善和社会资本的积累，还要靠政府对企业服务意识的加强以及管制效率的提高。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一个相互信任的社会氛围，一个高效的服务型的政府，对目前的中国企业尤其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