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公款消费基本起源于改革开放之初，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负产品。中央下放给地方的工作职权经过一系列的分化、演变成了个人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工作职能权力化，地方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由于社会体制的关系，部门领导在没有任何财产所有权的同时，却拥有了财产的绝对支配权，这是产生公款消费的根本原因：怎样消费也没有自己一分钱！找到了病根就知道为什么近年来有款消费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央为控制公款吃喝下发了若干文件、规定，但都收效甚微，地方官员对这类文件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对付办法了。有资料显示，全国仅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0年达到400亿元，1992年超过8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等于吃掉了一个三峡工程！2005 年，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吃掉了一艘小型航空母舰！这还仅是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出国“考察”恐怕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吧！
公款消费的顽症就没有根治的办法了吗？几年前的一次非常事件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肆虐着中国大地，并迅速席卷全国，一时间，人们慌了手脚，不知所措。中央以大决心，下大力量终于控制了非典。事情过去了，可人们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出国考察等公款消费是一大顽症，屡禁不止，中央出台了多少红头文件，收效甚微，非典期间几大顽症却不治而愈，据说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减少了四分之三，公款出国考察几乎绝迹（当时别的国家也不给签证）。有人说那时如果请领导吃饭，领导不但决不会去，还会怀疑你不怀好意。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红头文件制止不了的事，非典制止的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心底了真怕了非典，而对付红头文件则有的是办法，历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变个说法什么都摆平了。他们是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吃了也白吃，就往死里吃。非典一过，公款消费立即回潮，终于在2005年仅公款吃喝就突破了三千亿大关，创历史新高。
非典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顺着非典治公款消费的思路想下去，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启示，要想治此顽疾，一是要下猛药，使出霹雳手段，让他们从心里真正害怕，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二是要想法限制没有所有权的财产支配权，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建设，加强对权力行为的监督制约，原有的监督制约机制是远远不够的；二是能否尝试支配权与个人财产挂钩的办法，例如，对无论什么理由的公款消费均须由个人承担一定的百分比，或许公款消费就不会那么肆无忌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