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思想文化对经济基础具有强大和持久的反作用力,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潜在的互动关系。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及其企业精神是欧洲宗教文化的产物,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还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它否认东方文化会引申出现代企业精神和物质经济的发展。可是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处在中华文化圈中的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的经济也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高速增长,它们迅速腾飞的奥秘何在呢?很多人都在关心、思考和探讨这个问题。有不少人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亚洲“四小龙”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
力主这种观点的学者之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郑学益博士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传统文化主要是通过经济活动舞台的主角——企业家的作用反映和表现出来,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经济活动行为和思想,被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烙印,具有异于其他民族的个性与特色;中华民族文化制约着、影响着海外华人企业家的人生价值观和经营管理行为。这种以海外华人企业家为载体的经济文化现象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郑学益博士倡议创设一门“海外华商文化”学科,来系统研究其间的影响制约机制与其生存发展规律。
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及其指导下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日本的独树一帜的“海外华商文化”。郑学益博士认为,海外华商文化“既包括他们所创造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等物质文化,又体现在经营机制、组织结构、管理规章等制度文化上,还蕴涵着价值观、企业精神、经营管理思想、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精神文化。在海外华商文化的这三个层次中,物质文化是基础,制度文化是中坚,精神文化则是灵魂和核心。正是价值观、经营管理思想、道德规范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民族特性、文化传统,成为海外华商文化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企业文化之间相互区别的明显标志,最典型、最集中地反映了海外华商文化的独有特色。”(见《港台企业家经营管理文化》“代序”)美国、日本的企业文化在国际上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获得学术界、企业界的普遍认可。因此,我们也应该把“海外华商文化”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进行开拓和建设,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充分揭示和展现海外华商文化的意境、魅力和风采,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和共识,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根据郑学益博士的倡议和受他创意的启示,笔者认为,创设“海外华商文化”学科的重要意义有以下几点。
第一,探讨和研究海外华商文化是宏扬与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世界上几大古文明都相继衰亡的过程中,中华文明不仅没有消失,除了在它生根的中国大陆继续开花结果外,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也获得了新的生长机制。可以说,“海外华商文化”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和地域环境中的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存在形式,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明表现出源远流长和生机盎然的多元化、多形式的缤纷风采。
第二,海外华商文化的客观存在说明它具有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对其进行调查研究,使其理论化、系统化,就会更加增进它的价值,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对海外华人企业家的以中华文化为主旨的经营管理思想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研究的过程,在客观上也是使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从思想文化指导方面的获益从不自觉或半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会使他们在思想深处获得一种茅塞顿开、幡然觉悟的清新感受。只要进行认真、求实和深入的探讨研究和总结,“海外华商文化”也会是一种海外华人企业家们乐于接受的源于他们思想和实践的“理论产品”。
第三,海外华商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海外华人企业家所处的实际经济、政治、社会条件及其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产物。更具体地说,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文化是中华文化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相互交流、融合的智慧结晶。近十余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一直讨论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我们设立“海外华商文化”学科,以海外华人实业家为载体来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问题将会具有决定性的启示作用。可以说,“海外华商文化”学科是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最佳试验场,它得出的理论说明将至少是我们解决现实困惑的一把钥匙。
第四,发展经济学认为,现代企业家和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精神,是西欧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力量起作用的产物。但海外华商文化的研究将证明,以中华文化为主轴的东方文化也能哺育出现代企业家。创设“海外华商文化”这一新学科,组织力量加强这个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可以修正发展经济学的上述观点,弥补企业家及企业文化研究的不足。
第五,如今海外华人社会的经济发展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大陆的经济在近二十年来也在迅速增长。可以预料,21世纪一定是华人大有作为的世纪,21世纪华人经济将会作出震烁世界的贡献。在这个世纪里,企业家无疑是“时代豪杰”和“民族英雄”。中国经济发展要挤身世界先进行列,就需要这个造英雄的时代哺育出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过程中,中国大陆现在和未来的企业家除了要学习现代管理理论和西方企业家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迫切需要了解、借鉴海外华商的经营管理思想。融合了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思想,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体现出炎黄子孙的智慧、风格和价值追求的富有生命力的海外华商文化,对于中国大陆的企业家来说,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显然是更直接、更切近的参考和借鉴,也更易于理解和接受,实际应用起来也会更加自觉和得心应手。因此,海外华商文化的研究对提高中国大陆企业家的素质、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培育企业文化等,都将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良好的楷模。
综上所述,创设“海外华商文化”这门新学科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它的出现也是应运而生,是“时代的呼唤”使然。
二
1992年,北京大学海外华人经济研究中心正式设立了“海外华商文化”研究课题,并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作为“海外华商文化”学科的奠基性工作,该课题专家拟在跨世纪的数年里推出系列研究成果“海外华商文化丛书”。丛书所述范围将囊括全世界著名的华商和经济组织,向大陆读者展示海外华人企业家成功的奥秘和举世伟绩以及中华文化的博大风采。目前,该丛书已推出了它的第一批研究成果——《港台企业家经营管理文化》(赵靖审定,郑学益主编,北京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以下简称《港台企业家》)。该书以论文集的形式分别研究论述了十三位港台企业家,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线,结合运用现代管理理论的分析工具,从民族文化精神的高度探讨论述企业家的创业行为和经营管理思想,挖掘文化方面的深层原因,揭示他们的成功之秘。
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人企业家经营管理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们中有以“诚实”、“勤奋”、“信用”、“仁义”、“谦让”的儒家思想为经营管理思想,也有把商场作战场,运用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获得成功,亦有在坚持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科学管理经验。对此,《港台企业家》着重提出并实际分析了三个最有特征性的内容。
第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孔子的“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周易》主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流传的优秀品质。这种精神品质对港台企业家的创业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在书中所论述的十三位企业家中,就有十位是白手起家、事业从零开始而奋斗成功的。包玉刚、陈玉书、吴火狮、张敏钰青少年时分别当过小职员、打字员、店员。蒋震、王永庆、曾宪梓、张国安、庄永竞等均出生贫穷的农民家庭。李嘉诚虽出生书香门第,但十四岁就被迫辍学,做工养家。他们都在社会底层饱尝了苦难和艰辛,经受过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的滋味,但他们勤奋向上,吃苦耐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以卧薪尝胆的奋斗精神向命运挑战,历尽沧桑,从而创造出非凡的业绩,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第二,注重和谐的人际关系。中华文化具有注重和谐的特点,无论是从宏观的宇宙世界到微观的人体世界,我们的祖先都十分强调“和谐”二字。先秦儒家把“和”作为最佳的理想境界来追求。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也说:“和则一,一则多力”(《荀子·王制》)。还有墨家主张的“尚同”、“非攻”,道家提倡的“不争”等,都是强调的和谐。强调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圈中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思想。《港台企业家》中的十三位企业家都是十分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专家能手。书中还分专节论述了包玉刚“诚”的经营管理道德、郭鹤年“诚信为本的人际关系”、郭乐“通功合作”的精神、蒋震的“人和为贵”、李嘉诚的“诚待天下士”、王永庆“使人才众心所向”、吴火狮的“团队精神”、曾宪梓“品优在于心正”、张国安的“重才之心与用人之道”、张敏钰“站在对方的立场”、庄永竞“信”的价值观和商德。这些企业家们都在“人和”上狠下功夫,重视人的因素,强调人际关系的协调、和谐,谋求“和为贵”,使得他们的职工能全心全意投入事业并对公司忠心耿耿。在处理企业间的关系上待人诚恳、珍视友情、注重信义,在与政府的关系上也是以和为贵,关心大局,守法经营,从而加强了自己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第三,重视“仁、智、信”的道德素质。在中华文化中,特别重视个人道德素质的培养、陶冶和完善。在儒家、商家、兵家的经典中,对人的素质提出了仁、智、信三方面的要求。海外华人企业家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仁”的传统美德,他们当中虽然难免有少数“为富不仁”的人,但更多的是以仁义立身、以仁义行事的有德之人。《港台企业家》中的十三位企业家,他们都遵循“仁”的道德标准,积极地承担和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为社会尽义务、作奉献,把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博施济众,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而赢得了广大公众的赞许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智”,指的是智谋,表现为预见、谋略、灵活机变等智慧谋断能力。对于海外华人企业家来说,“智”是最重要的素质之一。书中所述的企业家们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激烈的竞争和变化莫测的商情,善于预测发展变化的市场趁势和掌握有利时机,具有过人的眼光和高超的应变能力,及时采取正确的经营战略决策,多谋善断,以智取胜,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文化中有着“信”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儒家、商家和兵家都十分重视“信”的问题,提倡要以信做人、以信经商、以信治军,孔子甚至把“民信之”即取得百姓的信认看得比解决民食问题还要重要。海外华人企业家非常重视自己的信用,十分珍惜自己的信誉。他们最害怕的一件事是,如果失去了信誉,没有了信用,就会众叛亲离,寸步难行,事业就无法干下去了。他们认识到“信”胜过百万资本,是自己的力量所在,谁不讲“信”,谁就会被市场所淘汰。
《港台企业家》的另一个特点是,从现代管理理论的角度分析研究了港台企业家的经营管理行为与思想,书中的多数篇章都有专节讨论这一问题。港台企业家们生活在特殊的环境中,更直接地面对现代世界潮流的冲击,对西方现代经营管理的了解更为全面、深入。他们在优胜劣汰的激烈市场竞争中,要战胜各种环境的挑战,要顺应时代潮流求生存求发展,这就要求他们一方面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方法和理论。《港台企业家》通过实例研究,富有启发性地探讨了如何更好地把西方现代化的经营管理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世人关心的问题。
应该说,有关海外华人实业家的著述不少,但大多数是以散篇或传记文学的形式出现,仅仅限于介绍海外华人实业家的奋斗史及其企业的发展史,运用经济理论进行探讨的还为数不多,以经营管理思想作为研究出发点的则更少。该书是目前大陆第一部系统地从经济与文化互动的角度来研究和总结海外华人实业家成功经营管理思想的重要著作。
《港台企业家》除了重视从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经营管理方面对这些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和行为进行分析外,其中不乏对对企业家们奋斗历程的精彩描述,但始终注重材料的真实性与全面性,叙述立论有根有据,避免了现在社会上流行的那种对富翁大款的传奇式夸张描写。该书主编在序言中说:“本书所选择的研究人物,不以其资产的多寡、名气的大小为标准,而是根据是否掌握了较为充分并有一定研究价值的资料,来决定取舍。”只有占有了真实、全面的资料,在这个基础上所进行的理论探讨和描述才是可靠和有价值的。
该书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文笔精练流畅。从实用的角度讲,该书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经济管理型通俗著作,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希望该丛书继续保持它已有的理论分析方法和表现风格,把以后各卷写得更好,为弘扬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企业家精神再添新篇章。
(陈嘉珉,199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