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战略规划 “中部崛起”战略下的金融支点



促进中部崛起是协调我国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如何抓住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已经成为中部各省经济工作的关注重点。现阶段中部地区面临工业化、城市化的多重任务,面临着资本短缺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双重约束。从金融的角度看,突出矛盾表现为“金融弱化”,而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非货币与资本的短缺,而在于中部地区的投融资机制不健全。金融是经济的血液,支持中部崛起,金融将承担重任。金融要支持中部地区崛起,依靠任何优惠政策和措施来调节货币与资本的供求都只能拖延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从整体上推动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切实从改善地区金融生态入手,加大对内开放力度和范围,着力拓展多层次融资渠道,强化金融创新力度。

一、中部崛起面临的金融生态失衡

到2005年末,中部六省的人均GDP为10091元,参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总体上看,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由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即所谓的“经济起飞”阶段。中部地区经济起飞阶段的突出困难反映在金融领域,表现为金融深化不够,金融对经济的渗透力较差,金融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存在“金融弱化”现象,在5个方面存在偏低:经济货币化比率、经济证券化率、保险市场开发程度、金融相关比率、金融业的经济贡献度。影响金融业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在于金融生态环境的失衡,中部地区长期受原有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影响,市场主体之间信息封闭、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共享,使交易双方为了获取对方或相关其他市场主体的必要信息付出的代价十分高昂,甚至是高投入零回报;同时由于没有建立失信惩戒机制,交易双方甚至是整个交易链,互相拖欠债务、逃废债务现象比比皆是,市场主体的额外交易成本更是大大增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金融生态环境逐渐成为影响经济金融健康协调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直接影响区域之间的资金流向和区域的金融稳定。中部地区的发展更需要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只有通过科学合理地调节资金配置和利益关系,渐进性地改变各利益主体的力量和方向,并在演进中形成新的金融生态的动态平衡,从而构建中部欠发达地区区域经济与金融生态的和谐发展。

二、构建中部崛起的金融支点

构建中部崛起的金融支点,必须着力推动金融深化,加大对内开放力度和范围,拓展多层次融资渠道,建立更加灵活的融资机制,推动有弹性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的形成,从而全面优化金融生态建设。

(一)、深入挖掘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

发展区域经济是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前提。因此,要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在短时期内,农业仍然是中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基础产业,必须把现代农业、生态农业、规模农业发展好,在部分有条件的粮棉主产区,培育和扶持能适合当地资源、环境的支柱型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农业产业化延伸型企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健全“造血”机制,增强中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重点扶持农产品加工业。中部是重要的农产品基地,但农副产品加工业相对落后。因此,建议国家增设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加大粮食主产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重点扶持中部粮食主产省国家级和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增加对农产品深加工和支农工业政策性贷款;适当提高农业加工产品出口退税率。

同时引导和支持在中部长江流域及资源富集地区布局重化工业项目。中部地具有发展重化工业的良好条件,也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建议在国家“十一五”规划及国家新一轮的工业布局上,要充分发挥市场和价格的指导作用,引导和支持一批能源、原材料、化工等重化工业大项目集中布局到长江流域及资源富集地区,带动中部地区工业振兴和经济发展。制定加快中部深度开放的促进政策。建议扩大中部对外开放领域,增加汽车、化工、IT等作为中部吸引外资的优势产业;适当放宽中部区域内对外开放决策权。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重点打造小规模、大群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把社会积淀的民间资本和各种资源有效利用起来,发展产业集群,树立区域性品牌,推动全民创业。

要实施财政、税收、投资、产业、金融方面的优惠政策,加大对农业支持力度,支持其基础设施配置和公共服务投入,支持其实施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支持其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机融合。产融结合是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选择,也是落后地区发挥后发优势的重要途径。要密切关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新动向、新特点,以及企业金融资本关连纽带,通过对引进产业的资本改造,以企业为依托建立财务公司、参股商业银行和投资基金,拓展产业资金的来源渠道,大力提升银企关联度,不断探索产融结合的实现形式,以吸引更多沿海地区金融资本的流入。

(二)、强化金融协作,建立金融发展的内生机制

拓宽融资渠道,主动承接跨区域的融资辐射。在企业改组改制中要引进外来战略投资者,参与本地企业的兼并、重组和扩张;建立跨地区的企业信息交流平台,在客户营销方面,进行合作联动,包括建立资信互认制度,建立对中小企业的互相担保认证制度;加强商业银行之间的协作往来,实行跨区域的银团贷款形式,通过货币市场开展回购、拆借往来、贴现和转贴现业务,扩大融资规模;发展以金融服务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加快引进,构建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在中心城市建立金融商务区,除了吸引金融机构进入,还要形成与之配套的会计、审计、评估、咨询等中介服务业,增强金融产业基础。

要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机制,中部地区发展风险投资应以现有的高新区和高科技园区作为技术孵化器的原型,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资金为主导,吸收企业资本和民间私人资本的参与,以科研院所为主要的项目来源。中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应根据客户实际需求,积极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与创新,加快信贷方式的创新。如建立支持创新型企业的信贷管理制度,为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提供担保服务等。要创新和延伸中间业务种类,代理发行和承销企业短期融资券,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外汇交易、衍生交易、投资理财等金融服务。加强与证券、保险之间的业务联系与合作,推进综合业务的开展,适时推动以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为基础的浮动利率存款品种,发展避险型金融衍生工具,拓展商业保险品种,探索资产证券化试点等。

要积极探索区域金融调节机制的可行途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体现的是不同机构之间的差别,可结合各地金融生态状况,授权分支机构在一定幅度内实施地区差别准备金率。特别是对中部地区农村信用社,可考虑适度降低准备金率,增加农信社的可用资金,以支持中部三农发展。中部地区农业大省和主要产粮区由于信贷资金供给相对不足,对支农再贷款的需求更加迫切,再贷款使用的边际效益更高,应降低粮食主产区的支农再贷款利率,加大对中部地区农村信用社再贷款的投放,以支持中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

 中部崛起战略规划 “中部崛起”战略下的金融支点
(三)、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对于资金稀缺、信用经济不够发达的中部省份来说,加快信用体系建设,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促进信用经济发展,是实现自身崛起的重大战略和必经之路。金融部门要加强与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沟通,把促进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借助政府的领导推动作用,构建整体联动的金融生态维护机制,树立金融支持也是招商引资的观念,有效发挥人改善和维护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作用。积极开展征信管理工作,努力推进信用环境建设。按照人民银行统一部署,实现中部地区个人征信系统全国联网运行和企业征信新系统试运行。

创造良好的社会中介服务环境。认真实施《行政许可法》,尽快把中介服务职能和行业管理职能从政府行政机构中分离出来,努力降低政务成本和经济交易成本。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多元化投资、市场化运作的方式积极培育中介机构。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组建中小企业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在中小企业融资、技术咨询、管理培训等方面提供特别服务。

规范发展民间借贷市场。建立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市场准入、借贷方式、利率管理等有关内容,规范资金供求双方的行为,在区域内开发有管理的民间借贷市场,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便捷高效的融资服务。

(四)、加大金融创新,激发内部经济金融活力

积极构建中部合理的金融产业布局。构建郑州、武汉金融中心,在长沙、南昌、合肥、太原等省会城市,发挥省会中心城市的优势,不断吸引各类金融机构进驻、布局、设点,健全金融体系,完善金融功能,建设成为本省的金融机构聚集区。进一步加快推动中部地区农村金融改革,实行农村金融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加快引进,构建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要大力宣传中部地区金融市场后发潜力大的优势,对引进的金融机构实行优惠政策,筑巢引凤;要广泛吸纳各类资本入股,扩张城市商业银行,改组城市信用社,做强农村信用社等地方性金融机构;要把握经济金融发展的要求,建立多样性的金融投资机构。

推动中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根据国际惯例,建立多层次的证券市场是大势所趋,大多数中小企业的股本融资需求和股权流动需求,必须通过一定的渠道得到解决。从现实情况看,中部地区中小企业众多,选择一个有影响力的城市试点柜台交易市场显得尤为迫切。从技术层面看,原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自动报价系统拥有数百个交易席位,初步具备发展柜台交易的条件。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可以考虑在武汉建立柜台交易市场,便利中部地区中小企业融资。

中部地区是我国农产品和能源基地,期货价格可为农民和企业提供价格信息。郑州商品交易所可在现有农产品期货平稳运行的基础上,开展能源和金属期货品种交易。增加大米、油菜籽等中部地区具有产能优势的交易品种,在粮食主产区建立粮食期货异地交割库,降低期货交易成本,为农业生产专业化组织和种植大户提供更加市场化的风险管理手段。

积极培育中部债券市场。可在中部地区试行市政债券,由地方政府或其授权代理机构提供政府信用,从社会上吸收资金,用于提供公共产品支出的长期债务性融资,吸引民间资金参加中部地区的市政建设、公共事业建设和能源建设;采取积极措施,鼓励中部企业债券和商业票据市场的发展,允许企业债券利率实行风险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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