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时光荏苒，改革开放业已30年之久，中国的经济改革也进入了深刻的转型期，面临着太多的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这30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现有的经典经济学理论不能够解释的现象，如对中国的“双轨制”改革和经济长期高速增长都没能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样的时代，给了中国经济学家许多理论创新的机会。
于是，由于光远、厉以宁、成思危、张培刚、刘鸿儒、江平和萧灼基等著名经济学家，提议设立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应运而生。意味深长的是，这个评奖活动是以经济学理论而非经济学家为参选主体。
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所言，“研究我国的经济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不仅能够使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贡献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有可能迎来一个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
但是，尽管中国实践所独有的理论素材，给了中国经济学家“近水楼台”般的优势，但是经济学的成长，除了有赖于其所解释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门学问，学术传统更为关键。凯恩斯能成为经济学大师，成就《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样的旷世之作，主要并不是因为他生长在最大GDP的国度，其严格的学术修行才是根本。
现如今，中国经济正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这样的时代，让每一个经济学者激情而理想。这些经济学者虽然没有在JFE和JF这样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能力，但是他们的“文字理论”却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所独有的特征。
或许，自薛暮桥、马寅初等先辈开始，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西方正统的研究之路差异就极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30年的改革开放，甚至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本土都不可能出现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理论。
但是，正是由于这批既深谙现代经济学理论，又对中国的国情有着深刻体验的经济学者的理论创新，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才得以破冰，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等诸多事关经济改革全局的问题，才得以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在资本项目开放、贸易自由化、汇率制度选择等方面都遇到了不少新的问题。特别地，随着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深，全球经济中的“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内外均衡和国际政策协调等问题开始进入中国经济学者的视野，并取得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当前，中国改革仍然在“过大关”，国有经济改革和社会政治改革的“攻坚”力度明显不足，法治市场经济建设的进度缓慢，腐败蔓延、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积聚，这些问题在加大改革力度的同时，广大的经济学者加强研究，设计出更为优良的决策方案至为关键，这对中国经济学家也提出了更高的智慧要求。
附：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由于光远、厉以宁、江平、萧灼基等理事提议设立，是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的固定性的公益项目。
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共同组织评奖工作。该奖项奖励取得重大原始创新性成果的经济理论，其目的在于推动中国的经济科学发展和创新。奖项每年或两年评选一次，数额一个，奖金不少于50万人民币。该奖项由不少于100位中国经济学界和熟悉中国经济学的国际经济学家以广泛学术民主的方式评选产生。
见环球财经 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