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今我们又在重读吴晓波，当然重新阅读，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激荡30年：中国企业1978—2008》被一些国外著名的媒体连载，也不是因为这部书部书被人们炒得沸沸扬扬，以至不读就有落后于时代之嫌。而是因为要了解中国的这三十年，吴晓波的书就不可不读。从“大败局”到“激荡30年”，中国企业跌跌撞撞走到今天，对企业家们有鲜花和掌声，也不乏许多希冀于看热闹,眼见企业失败后幸灾乐祸的看客，自然也有很多恨铁不成钢的旁观者。相对而言，吴晓波则更象后者，因此从“激荡三十年”我们不难看到中国企业的浮燥,以及在成长中如何艰辛的脱避或利用，由摸着“石头过河”带来的种种机遇和风险。
其实，美国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在撰写美国企业史时就曾经说过：“历史学家早就被企业家吸引，却甚少注意这些企业家所创立的机构以及他们管理方式和所实现的功能.与此相反，他们一直在争论这些创业的先辈是强盗企业家还是工业政治家，即是好人还是坏人。”如今在我们也在为企业家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争论，而且也在依据经济学家的不同立场，争论谁是好的经济学家，谁是坏的经济学家。但二分法的简单思维，显然不能取代繁杂的缤纷世界。或者今天我们对每个人、每件事的是非曲直判断，都需要都在更为宽泛的背景下，在更加充分的透明的信息条件下，才能真正得到分辩。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需要吴晓波，需要他客观、冷静、白描似的记录。尽管就个人而言，我对吴晓波在书中所持的立场未必就赞同，甚至有时我也会怀疑他还原事实的勇气和能力。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说，今天我们需要吴晓波，需要他的还原似的思考。因为,至少在一定意义上，他使我们更趋近于真实的世界。
无独有偶，最近因为要给学生开课买了北京大学高程德先生的《现代公司理论》。同时买的，还有一本是上海复旦大学芮明杰等人编的《现代公司理论与运行》。两天书希望给人们传授的是相同的知识。按道理说，如果是成熟的学科，传授同样的知识，即使是不同的学者，写出来的东西无论体例还是内容都应该大体相同，但上面两本的书买回来后仔细翻翻，两个作者无论是体例、内容还是所运用的专业术语，却都各有所辨，存在较大差别。
当然，这种理论上的差异不能责怪于作者，更很难说清楚谁的编著更加合理、规范。 因为自人类社会出现“现代公司”，这类能影响到人们经济政治生活的庞然大物以来，它究竟是如何运行并影响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就始终是困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甚至哲学等多学科的难题。所以，韦伯要讨论现代组织的科层形式、科斯要用成本理论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张五常则采用契约理论，解释人们团队生产的可能。而即使如此，如今如何构造一个好的公司理论，仍然是人们面临的难题。
然而，如今理论上的不足已经造成了现实的困惑，就象今天有人要讨论打击家乐福的意义，有人要讨论企业理性经济人与法人公民责任的两难，同时还有很多人关注，在当下整个民族由大难升发出大爱时，企业家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善恶表现。就此而言，或者对理论的考量，还需要考量它是否能对现实生活进行还原。因此面对困惑，或者我们更企盼于理论能以现实为线索，为芸芸众生提供更为广泛、更有解释能力的最优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