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地震对宏观经济及政策走向的影响引起了诸多争议。针对业界地震会使紧缩货币政策终结的看法，发改委、央行等权威部门近日表示，由于四川在全国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概是４％左右，而重灾区所占比重大概只占千分之几，因此这场灾害并不会改变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此前也表示，“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会加快GDP的增长，抗震救灾本身不是调整紧缩货币政策的理由”。 按照GDP的概念和核算方法，这个结论或许是对的，但自然灾害能拉动GDP增长这个与常识相悖的理由却很值得玩味。每当遭遇灾难，都会有经济学家抛出这个宏论，而且最终每次GDP的统计数字似乎都很给面子。 问题出在GDP核算的是流量，而灾难毁坏的大部分是存量。按照所谓的“破窗理论”，打破了一扇窗户并找玻璃工修理上，首先增加了玻璃工的收入，继而由于乘数效应使收入产生连锁性的增长，打碎一块玻璃，就等于提供了无数的金钱和就业机会，即通过破坏创造了GDP增长。 但这不过是个数字游戏而已，如果把灾难带来的存量损失摊入当年的GDP，即计算NDP（国内生产净值），这样与重建所带来的GDP增长就会抵消，事实上这也就是核算“绿色GDP”。如果再考虑到重建资金的机会成本，就必须相信灾难就是灾难，对经济体只有损失而没有虚幻的增长——这也是人们盲目崇拜GDP的思想流毒。
更重要的是，如果经济学家认为重建会带来GDP的加速增长，那么隐含的逻辑就是如果没有发生地震的话，重建的钱用作他途比如公共领域所带来的GDP增长会小于重建。 据报道，中央财政已经决定划拨700亿作为灾后恢复重建基金，主要投放在过渡安置房重建、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这些生产性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拉高GDP的主要领域，因为像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等严格说来并不纳入GDP，它相当于一种“负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GDP挂帅的情况下，为什么财政支出用于公共领域的份额“相当”少了。当然，这并不是反对重建，而是要提醒政府在重建过程中不要过度追求GDP指标以求得心理平衡。 同时，经济学家的这种依赖财政进行生产性投资以拉动GDP的思维方式也暴露了传统财政政策的软肋。2004年以来，我们一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对三农以及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财政支出增幅一直很“稳健”，这和财政收入的总量（2007年接近5.1万亿）和增幅（2007年接近31%）明显不成比例。但用于生产性投资、公用经费和国有企业亏损补贴等却一直很不“稳健”，原因就在于生产性投资和公用经费支出可以一举两得，既能推高GDP，又能给当事人带来实惠。其实，许多国际经验表明，如果政府加大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作为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是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我们不能鼠目寸光。 另外，目前央行单打独斗已经很难对付愈演愈烈的通胀形势，中美利差的倒挂压迫了中国的利率上调空间，而且目前国有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已降至0.5%，让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也已经接近了商业银行承受的极限，继续上调势必要造成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利益冲突。在一季度的货币政策报告中，央行也表示了无奈，提出了既要打击通胀又要扩大内需的矛盾政策主张，这表明一刀切式的货币政策已经孤掌难鸣，而更加灵活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呼之欲出。 在通胀背景下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要政府消减竞争领域的生产性投资，而加大公共领域的财政支出，让城镇低收入人群无通胀之虞；增加对三农的补贴，以平抑农产品价格；加大对新能源、环保和高科技产业的扶植力度，促使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 结构性的通胀并不可怕，正如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所说，食品价格上涨是市场对城乡利益的一次再调整。由此看来，以打击通胀为目标的从紧货币政策可能只是“城里人”的一厢情愿，货币政策或许作为稳定通胀预期的符号最好，而在财力日盛的情况下加快实施合理的“积极”财政政策才是正途。而以灾后重建拉动GDP这样的论调，是无法形成科学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