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前，国际市场上以农产品、能源产品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的硝烟开始弥漫。世界经济已经偏离了高增长、低通涨的轨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面通涨风险。
“通货”的膨胀必然带来“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个老问题，也是个新问题，“历久弥新”。从奥地利学派到马克思主义，从供给学派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货币银行学派到理性预期学派，理论上争论不休，实践中各执一词。何谓通货膨胀？比较公认的含义是“物价总水平较长时间的上涨”（维基百科：Inflation is a rise in the general level of prices over time）。通涨的原因既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变化引起的，也是货币供给和需求引起的。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你很难说其中一面就是硬币本身。不过，货币主义学派强调，通货膨胀主要是由货币供给决定，如弗里德曼就认为“在今天的世界里，通货膨胀就是一种印钞机现象”。而凯恩斯主义学派则认为，真实需求比货币供给更重要。实际上，这样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再下去一百年恐怕也很难争论出个结果。你选择哪一个学派的主张来解释现实完全取决于你在价值观上更倾向于谁，与理论的正确与否无关。
几乎没有人比米尔顿·弗里德曼更坚持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在他看来，通货膨胀是在货币数量明显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超过产量的增加的时候发生的，每单位产量的货币数量增加的越快，通货膨胀率越高。从弗老的观点引申开来，如果单位产量增加速度下降，而货币数量仍然在增加或者维持不变，通货膨胀仍然会发生。但弗老认为产量的减少只是一次性影响（one-for-all effect），货币数量的作用是主要作用，产量的作用是次要作用。比如，同样是面临石油危机的冲击，更依赖石油进口的德国和日本在降低通货膨胀方面却比美国和英国做的更好。
从历史上看，没有哪一次通货膨胀不是伴随着货币数量的快速增长，也没有哪一次货币数量的快速增长不产生大致相等的通货膨胀率。尽管这两者有时间上的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中间存在时滞，但货币数量的快速增长始终是通货膨胀的基本动因，即“通货”的膨胀必然带来“通货膨胀”。
1971年，尼克松总统关闭黄金窗口，终止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兑换比率，宣布了美元本位制时代的到来。这一转变的意义在于，美元的发行从此失去了“锚”，美元泛滥成为世界经济的常态，美元本位制也成为全球通涨最重要的根源。1971年以来，美国M3货币供应量增长20多倍（M3数据已于2006年3月停止公布）。美国通过经常项目赤字向其贸易伙伴注入美元负债，美国的贸易伙伴则以信用方式将其产品销售到美国。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资产，美国贸易伙伴的美元储备资产随着贸易盈余的增加而相应增加，导致这些国家内部信贷规模膨胀、资产价格泡沫。而大量美元重新流入美国市场也造成美国国内信贷和资产价格膨胀。一旦美国由于持续输出美元负债而使得信用受到质疑，美元就会出现大幅度贬值趋势，经常项目赤字也面临调整，经济繁荣的景象就会演变为经济衰退和萧条。
美元本位制下，世界经济无法摆脱通涨－通缩的链条。但无奈的是，至今并没有任何一种货币体系能够足以替代现行货币体系，也没有一种货币能够完全替代美元。因此，世界必须忍受美元本位制的巨大负作用。美国的货币造就了世界的难题，美元“通货”的膨胀必然经常给全球带来“通货膨胀”。
硬币的两面：谁制造了全球通涨？
实际上从2001年以来，由于主要经济体为刺激经济增长普遍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国际市场主要大宗商品价格都迎来了上涨周期。2001年美国进入降息周期，到2004年5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5.50%逐渐下降至1.00%；欧元区利率则在2001－2005年11月从4.75%下降到2%；而日本也把零利率（0.10%）从2001年9月保持到了2006年6月。同时，主要经济体GDP均实现了从恢复性增长到较快增长。这期间，CRB指数上涨3倍多，其中石油价格上涨8倍。2007年以来，由于美国为应对次贷危机而继续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连续大幅度降息（从2007年8月开始，联邦基金利率从5.25%陆续下调至2008年4月份的2%)，并为市场注入流动性，美元急剧贬值。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市场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已经上涨1倍多，油价也已经上涨近1倍。由于美联储仍然有降息的空间，预计大宗商品价格将保持上涨趋势。
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反过来增加了主要进口国的成本，恶化了国际收支状况，推动了CPI、PPI等指标上行。所以，目前的全球通涨既有货币发行过度的因素，也有成本推动的因素，印钞机现象和输入型通货膨胀并行。
美联储只是对美国国内通货膨胀负责，而不需要对其他国家的通涨负责。由于大量美元被各国用于外汇储备并作为国际贸易主要结算手段，美国的货币供应大量存在于美国之外，所以我们看到尽管美国继续执行宽松货币政策，美国国内CPI增长并不高，美国实际上把通货膨胀转移给了国际市场，特别是其主要的贸易伙伴。
但美联储降息压缩了中国抑制通涨的空间，中国国内通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目前，美国、中国的实际利率都为负，日本实际利率为正，但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使日本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的重要来源。尽管欧元区仍然保持正利率，但美国货币政策给欧元区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小视。只要主要经济体之间无法协调货币政策，控制货币发行，全球性通货膨胀几乎在所难免。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成为“通货”的膨胀的重要结果。这是硬币的一面。
硬币的另一面是主要大宗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出现问题。以粮食产品为例，近年来，一些重要的粮食出口国粮食减产，世界性的粮食库存减少，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变化则导致粮食需求大幅提高，发达国家用粮食生产生物燃料的行为则进一步激化了供需矛盾。能源产品也是如此。由于剩余产能不足，石油生产面临峰值考验，而石油消费则继续增加，供需矛盾短期内难以改观。需求强劲和生产的不稳定造成价格暴涨，可以说，天灾加人祸造成了目前的通货膨胀局面。
通货膨胀的治理：无法避免，就得学会应对
不同学派对于通涨的治理有不同的药方，最重要的不外乎三点：一是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如提高利率）控制货币发行；二是通过财政政策减少总需求；三是工资和价格管制。政策实践中不会单一的采取某一政策，而往往是以“组合拳”的形式出现。至于效果如何，则取决于经济管理当局政策执行的艺术性了。
就我个人观点而言，通货膨胀的治理也要从硬币的两面入手。首先还是要控制货币发行数量。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经济管理当局实际上比较偏爱通货膨胀。用增加货币数量的方式增加政府开支、刺激经济是政府最常用、最喜欢用也最能立竿见影的办法。用弗里德曼的话说，“用增加货币量的方法资助政府开支，通常对于总统和国会议员，从政治上说，这是最富有吸引力的办法。他们能借此增加政府开支，并给他们的支持者和选民们一些甜头，而且他们无需为了这笔开支而征收新的赋税，也无需为此向公众借款。”但通货膨胀使得财富重新分配并且显然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使得价格机制紊乱，失去配置资源的功能。对通货膨胀形势估计不足或拖延控制通涨的时机，都将使得通涨继续积累，后果更为严重。不过，政府控制通涨的政策在初期也有很大的负作用，比如可能造成失业率上升，经济下滑等等。但不控制显然要比控制的风险更大。
全球通涨治理的症结在于，各国货币政策无法协调，某一国家不会为了控制全球通涨而损害本国的利益。这种囚徒困境的现状加大了治理全球通涨的难度，也蕴含着更大的风险。如美国本国的货币政策尽管给全球带来极大的外部负效应，但美国显然不会为此负责。
其次依然是从硬币的另一面——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去治理通涨。简而言之，提高税率，减少政府支出，减少总需求。由于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对通货膨胀的“贡献”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短期内的价格控制虽然有助于抑制通涨，但却容易被强势集团利用，成为谋利的工具。历史证明，价格管制并不是应对通涨的好方子，而增加转移支付和补贴则是较好的策略。
通货膨胀已经到来，既然已经无法避免，那就得学会应对。中国应对通货膨胀首先也必须控制货币发行。要继续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提高利率和准备金率，控制信贷规模。需要注意的是，提高利率并不必然引发热钱更多流入。不能因为担心热钱流入而在货币政策上畏首畏尾，资本管制与货币政策操作完全是两回事。人民币汇率也不是简单的升值还是贬值的问题，而是应该在汇率制度上进行改革，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制度，而平价的问题交给市场。
财政政策要有紧有宽。一方面可以考虑重新采取对居民储蓄贴息保值的做法，回笼资金。另一方面要适时的取消对大宗商品在国内市场流通的价格管制，并辅之以转移支付和财政补贴等政策手段，继续加大对农民、弱势群体、低收入人群以及关系社会稳定的离退休群体、退伍军人群体的补贴。特别是要继续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恢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中国的粮食管理体制基本还停留在大一统的体制之下，流通体制不畅造就了垄断利益集团，也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利益，降低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在国际粮价飞涨的情况下，中国竟然还会出现谷贱伤农的怪现象，我们不能不检讨这些年粮食体制改革当中存在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对生产要素价格的控制不能抑制通涨，人为压低资源价格既可能导致该商品短缺，同时也可能导致对该商品的过度需求，恶化通涨形势。比如压低能源价格，不允许石油产品涨价导致油荒，并且间接鼓励了对燃料油的消耗。回归市场化定价则是治本之策，尽管资源价格市场会在短期内带来通货膨胀压力，但长期来看，价格上涨会抑制需求反而有助于减缓通涨。以暂时的价格上涨换取通货膨胀的减缓是值得的。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决策者要有宽广的胸怀和敏锐的眼光，摆脱各种利益集团的束缚，为国家和人民长远发展计，果断作出决策。
现在看来，“通货”的膨胀已经导致了通货膨胀。潮水已经袭来，但防潮的堤坝还没有筑好。可行的办法是拿起身边能够遮挡潮水的工具，找到新的躲避之所，并为那些不幸的被潮水吞噬的人们抛散救生圈。而当潮水退去，我们必须重新学会未雨绸缪。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博士。本文仅为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