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宁波，一座有着悠久商业文明的文化城市。儒家文化是我国最为精髓的文化之一，为 华夏民族文化龙脉之源。国无“商”不“富”，早在春秋时期，“儒”与“商”便结合了，产生了“儒商”。新经济时代，宁波新儒商时代已经来临，由他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道理力量，更加有助于城市与企业的成长与强壮。他们“儒”为几许？“商”为几许，还是不“儒”也不“商”，还是亦“儒”亦“商”呢？ 上世纪游移于“儒”“商”间的甬商们，有抓住救命稻草而不放松的，也有随便抓住机遇的木板漂流而去的。于是乎出现了以“儒商”形象来修饰自己或以对文化的附庸风雅来支撑自己的商人们。现在，宁波商人们更多信奉“我就是优秀的，没什么可回避的？”他们能更多面对自己的心理和生理的需求，他们把生意做为一种正当的职业，把金钱做为光明的追求，而且只是追求的众多目标之一。他们不爱称自己为“儒商”，但是，他们更自我，更率真，更接近商人的状态，表现出一种“新儒商”的气质！ 新儒商的语境 张董开着一辆宝马在甬杭高速上奔驶，车速极快，四周是绿色的树木。如果要你为这样的场景配背景音乐的话，会是什么？重金属摇滚？BANDARI的《日光海岸》？或者是流行歌曲？是地方越剧？NO，他们听的当然是国粹——京剧！是裘派著名表演艺术家孟广禄的拿手戏之一《探阴山》，激情充沛酣畅淋漓的“扶大宋靖华夷”。 这样看似不搭界的东西同时出现在宁波人张董身上本来已经很奇怪，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商人，60年代出生的商人。
这位最新将自己公司的市场扩展到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张董，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刚刚过了39岁生日。成就大业还说不上，可以他的资历和当年起步的底子，张董能将一个民营企业做到目前规模也实属难得。他属于继承家属企业再创业那类，他家人做的是一些技术产品的生产，不大也不小地维持着当地的一些老客户的生意。后来，他大学毕业后首先在一家大型技术公司实践，2001年父亲生了一场重病，身为儿子的他，无奈中接过了做生意的衣钵，不想竟然几年之内将家族的生意做大了。做大了生意的张董不断换名车，很多的做派让老父亲看不惯，比如无拘无束的装扮，爱开快车，老是换名车、名表，尤其结交的三教九流的哥们，使他难以理解。但，公司业绩一直上升，他父亲也不能多说什么，其实说了也没有用，他只有想法！ 这就是宁波“新儒商”的典型写照！其实，张董与其父亲的不同，也正是老一代商人与新生代商人的不同。可以说，他们对商人应该怎么样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知识分子出身的张董，追求的是“儒商”的境界，也一直以儒商自居。这可能是过去十来年间中国商界对有品德有知识的商人的最高评价了。 “儒商”就是“儒”和“商”的结合，这是一个流行的提法，是指具有儒家伦理素养和品格的商人的简称。其要领的内涵就是“内圣外王”。 实际上，早在先秦时代，儒商便已开始孕育和酝酿。宁波自古就是“商”文化城市的代表，尤其是宁波人黄宗羲明确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以后，宁波的“商”气更浓厚了。 众所周知，自管子从职业分途的角度确认“商”为社会基本分工之一、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观念以来，先秦诸子（法家除外）大都认同“商”与士、农并无社会地位的高下、贵贱之别，这为儒士与商人之间的沟通以至转化种下了思想的根源。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中就有出身于商家或具有商贾身份的。 儒家宗师孔子通过“义以求利”的命题作义利关系之论，客观上也在儒士的明“义”和商人的求“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打开了沟通的渠道。孔子曾多次谈到如何获得财富和对待世俗职业的问题。他倡导富民、惠民政策，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他还说：“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又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宪问》）。孔子是从“据义求利”的原则出发，涉及到“生财以有道”的思想，标志着儒家的道义论是可以引入经营过程和求利活动的。 笔者认为，宁波儒商文化最早的代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范蠡自弃官隐居于宁波陶公山，致力于商贸经营，不久即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另外一个则是北宋时期曾任鄞县县令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王安石极力鼓励中小商人自主经营，他推出了“商税钱不满30文者免征”的政策，对当时流行的朱熹理学所倡导的“商为末务”、“耻言财利”观念提出了大胆挑战，提出了“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义也”的务实新观念。这对以务实为本的儒商文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商”的学术上，南宋时期，杨适、楼郁等宁波籍学者创建的“四明学派”，以及明朝的王阳明先生创建的“阳明学派”，经其学生发扬光大，影响了宁波籍商人的商贸理念。到了清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宁波籍学者创立的“浙东学派”，倡导“经世致用”，公开指出工商皆本，更彻底地否定了以工商为末的传统观点，对后世商人的经商理念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对于儒士和商人的结合有积极影响和推进作用。 宁波商人就在这样浓厚的传统“商”文化的底蕴被包围着，“润物细无声”，经过时间的不断沉淀，逐渐形成了不同时代的儒商语境。 新儒商的精神 据笔者所知，在中国惟有以一个城市命名的“商帮”，那就是“宁波帮”。他们之所以成“帮”，有例为证，仅在宁波庄市这样一个小镇上就诞生了“五金大王”叶澄衷、汉口头号富商水电巨子宋炜臣、“禽蛋大王”阮雯衷、“世界船王”包玉刚、影视巨擘邵逸夫、香港建筑巨子叶庚年、台湾针织巨子楼志章等鸿商巨贾，现在“包氏故居”、“邵氏故居”、“叶氏义庄”等建筑，目前保存较好。庄市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笔者认为可归之为“甬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甬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甬商之魂，成为宁波“新儒商”发展与进步的基石！ 其一、进取精神。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宁波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宁波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甬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华茂集团，其创始人徐万茂，出生在封闭的四明山的一个小山村里，首先从家庭小作坊做起，白手起家，现在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型现代化企业集团。他本人也被列入“2006年胡润慈善排行榜”。宁波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上世纪，很多宁波籍商人出海到香港以及国外，在异国他人打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商业王国”。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甬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二、敬业精神。甬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我们知道，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宁波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甬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往往认为“学而优则仕”与“学而优则商”同等重要，因此能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宁波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甬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宁波商人在敬业的基础上，还是包含了勤奋、刻苦、谨慎的优良品质。不怕苦，不怕累，尤其是谨慎的处事思想使其成功几率更高。宁波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于世界。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所以现在的温州商业处于萎靡状，可宁波却仍然在上升阶段。 其三、群体精神。宁波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宁波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宁波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宁波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据笔者分析，宁波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宁波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其三是以合作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股份制是宁波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宁波新儒商在创业经历中，不但具备以上传统甬商的“三大精神”，还表现出以下具有现代儒商的几个基本特征： 一、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常怀民族忧患意识，他们通过赞助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为国分忧，通过扶贫救灾为民解难，这正是儒学所提倡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 二、具有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竞争意识，为了事业的成功，他们不怕挫折，始终如一，不达目的决不把罢休，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 三、他们遵循儒家以诚信为本的道德规范，注重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鄙薄假冒伪劣，坚持以信取胜，视名誉为生命，力求做到名与利的统一。 四、他们注重自身素质的修养，以人格魅力影响部下，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人性观增强全体员工的凝聚力。 五、具有高层次的文化程度，广博的知识结构，熟悉政治、经济、法律和现代科技，有较高的驾驭市场的能力，善于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决策，把孟子学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运用得心应手。 从以上特征也是现代人对“新儒商”普遍认同的基本特征，即受儒家伦理思想直接或间接影响，具有现代经营意识的工商业者。人与人、义与利、富裕与奉献、竞争与服务、合作与竞争、自强与自律和谐统一的商业伦理精神已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宁波新儒商的大量涌现，市场成熟、社会进步，预示着宁波新儒商时代已经来临。 新儒商还需“恶补”？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具有仁爱之心，能够满足市场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科技创新的变化，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优秀文化，吸纳国外先进文化，融合提炼，形成特色；具有渊博的知识，具有经营、管理、营销、交际、表达等方面的能力；诚实守信，博学创新，爱岗敬业；发展实业，服务人群，报效祖国。”，浙江大学EBMA赵波先生如此说：“这就是新儒商的内涵，也是宁波新儒商必须要饿补的功课。” 宁波新儒具有仁爱之心，并把“诚实守信，博学创新，爱岗敬业；发展实业，服务人群，报效祖国”奉为人生信条，这就可以从动机和行为上消除营销非道德行为。从动机上看，新儒商不把谋取利润作为唯一的目的，在利润的赚取上，也具有科学的经营手段和必要的遵守社会法律、规范的意识，他们发展实业是为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人生价值和个人价值，赚取的利润也往往投入于公益事业，所以他们没有营销非道德动机。从行为上看，新儒商诚实经营，具有渊博的市场理论知识和经营、管理、营销、交际、表达等方面的能力，他们在具体运作企业时注重将其理论知识和市场能力运用于实践，而不屑于营销非道德行为。新儒商具有爱国思想，他们不但从自身消除营销非道德行为，还会在协会、行会等群众组织，甚至人大立法、政协参政议政上施加影响力，为在立法、监管上消除营销非道德行为贡献力量。 健全职业经理人市场。宁波职业经理人市场已经启动，职业经理人作为一只科学管理的有力队伍已经登上了市场的舞台。近年来，宁波一些大企业家起用一批职业经理人，而私有大中型企业还引进得不够。有些职业经理人仅仅有市场的观念，没有社会营销的意识；仅仅懂市场，不懂环保，甚至法律；仅仅照顾公司利益，不顾消费者的权益与利益。同时，在职业经理人考核上，往往存在仅考核其经营利润，而置公司品牌建设、顾客忠诚度、社区关系、政府关系等于不顾。这些行为和做法都滋长了营销非道德行为。究其原因就是职业经理人不具有“新儒商”理念，而职业经理人市场也没有给他们提供成长为“新儒商”的沃土。所以，要健全这一市场要做到：引入工商或行会对职业经理人的营销道德和经营道德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其是否可以进入职业经理人市场的标准之一；促使企业完善职业经理人考核制度，加大营销道德和经营道德考核的权重，并将其完成情况作为工商年检的内容之一。 进行新儒商教育。我们虽以孔孟之道自居，但这方面的应用教育还是远远滞后，而在商业领域，对儒家思想精髓的应用尚不及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以及我国的港、澳、台地区。我们应加大这一方面的教育，尤其在商业领域。我们应把新儒商教育纳入大学商学院的教育体系中去，推进新儒商工程，培养“诚信、博学、敬业、创新”型新时代儒商。同时还要加大社会教育力度，通过举办“新儒商”研修班、“新儒商”年会等，加强企业高级和中级决策者的“新儒商”意识。在具体运作上，把“新儒商”知识体系写入商学院所用“两课”教材中，使新儒商的培养从大学生开始，让大学生在学校就有“诚信、博学、敬业、创新”意识。利用公共媒体，加大新儒商的宣传，并树立典型。新儒商教育成功了，经营者的人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无疑会在根本上消除营销非道德行为，达到营销道德建设的目的。 建立营销诚信管理体系。营销道德在定性、定量上都有很大难度，但不定量就无法得知企业营销道德状况，为此，我们需要用变通的方法解决或部分解决营销道德定量的问题，而为企业和高级经理人建立诚信管理体系便是办法之一。建立营销诚信管理体系可以对高级经理人起到激励和约束作用，使在营销道德建设上不仅重视新儒商的培育和教育，还加强对“新儒商”的激励和约束，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塑造新儒商形象，同时起到加强营销道德建设的效果。 新儒商需要政府引导 宁波的儒商文化底蕴长达二千多年，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着丰富的内涵，是宁波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精神支撑。但客观地来分析，宁波目前尚未能够很好地发扬光大优秀的儒商文化传统，在一些方面反而出现了传统优秀文化的衰退，如讲信誉、守道义、重知识等方面，让人感到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消失，让人感叹道德礼仪在退步。在经济全球化加快的今天，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儒商文化传统是宁波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儒商文化的积极内核，树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风尚，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是时代赋予宁波人的重任，这也是宁波政府必须引导的头等大事。宁波市经济建设规划研究院研究员方建新如此认为： 第一，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弘扬优秀儒商文化。优秀文化的发扬光大与宣传教育密切相关，宣传、新闻、文化、教育等相关部门要注重对我市优秀儒商文化传统的宣传和教育，使之家喻户晓，老幼皆知，成为大家的共识，同时要使之成为宁波公民文明道德的一项重要内容，成为城市精神的特色。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加强对外宣传宁波的儒商文化，以进一步扩大对外影响；文化部门要组织专家学者对儒商文化进行深层次的挖掘研究，组织专门的学术研讨会对宁波的儒商文化进行有规模的的研讨活动，积极组织力量，以丰富多样的文艺形式表达宁波传统的儒商文化，使之家喻户晓，深入民心；教育部门应在中小学德育教育中积极地把传统的儒商文化结合进去，努力培育具有儒商文化精神特色的新人，使儒商文化的精神能够代代相传。 第二，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加大设施建设力度。要加大对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改善儒商文化发展的硬件。我们要主动改变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的错误倾向，在经济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的条件下，财政性投资项目要更多地向社会事业倾斜，尤其是要向文化项目倾斜，不断改善文化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让宁波儒商文化的进一步发扬光大有好的载体。在当前，要加快博物馆、美术馆、慈城古镇、中华儒商文化项目等文化设施的建设步伐，在资金上予以优先保证，这样就能够使今后儒商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要加强对外联系沟通，开展文化协作交流。要积极地以传统的儒商文化开展与国内外宁波帮的联系与沟通。传统的儒商文化是联系国内外宁波籍商人感情的重要纽带。在外的宁波籍商人与故乡宁波情相牵、心相连，尽管生活条件、工作方式，甚至是语言各不相同，但共同的传统儒商文化的教育背景及其深远的影响，使他们的观念、意识及行为方式相类似，因而相互间容易沟通和理解，容易产生共鸣。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地以儒商文化、外滩文化、海上丝绸之路等为主题，开展学术研讨和文化交流，以不断增强宁波籍商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吸引他们更多地参与宁波的经济和社会建设。 第四，要不断改进政府服务，积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逐步提高文化服务水平，以改善儒商文化发展的软件。政府部门应该放眼长远，转变观念，把文化建设工作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来抓，使我们的党和政府真正成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要积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倡导优秀的传统文化。要引进和培养优秀的文化人才，提高全体市民的文化素养水平。要加强对文化活动的管理和引导，保持各项文化活动的规范有序。要积极研究鼓励政策，推进文化行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以宁波儒商文化的深厚底蕴作为特色，做强做大文化产业，不断增强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五，要主动结合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引导发展。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要与儒商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儒商文化是我市二千多年悠久历史积累下来的优秀传统，在当前仍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要在经济发展中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以先进的、优秀的文化思想作为经济发展的精神支柱，把儒商文化中的精髓与现实的商贸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创导新的商贸文化，在商贸活动中树立宁波市民守法、诚信、创新、务实、宽容的良好形象。同时，要总结当代商业文化的典型经验，并加以宣传，使儒商文化在新的时代得以不断发扬光大。 笔者亦赞同宁波市经济建设规划研究院研究员方建新的一些建议，宁波政府必须引导新一代甬商秉承宁波传统人文美德，融汇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具有现代化管理意识的商人，根据古今中外儒商经营的成功范例，结合宁波历代专家学者的论述，将新一代甬商快速成为真正的宁波“新儒商”！ 新儒商在商人边缘行走 虽然不被老一辈理解，张董并不觉得自己的状态有什么不好。其实与他同道者有许多，特别是一些像他这样有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走进生意场的人，他们与一心靠做生意来改变自己命运的父辈有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他们更把生意当做一项生意来做，更把人生当做一个包括生意更包括许多别的有意义的事情的旅程来看待。 他们更直接与真实。模糊、暧昧的字眼与他们无关，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鲜明的。在他看来，商业就是商业，生意就是生意，没有必要非得做出一层好看的面纱来。你来我往，“相互利用”这种父辈们不好意思提起的事情，在他们眼里是理所当然的。“只要我做的事是不害人的，讲规矩的，为什么不能讲出来？”他们能更贴近自己，更真切地关注自身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在这群人中间，你很少看到工作狂，更有可能的是遇到一些有着近乎偏执的爱好的人。或是某种运动，或是另类的收藏，或是某种人们根本想不到的放松心灵的方式。当他们在告诉秘书“处理要事，谁也不见”后，躲在总裁办公室里打电子游戏时，商人的身份已经全然不在，他们更真实地接近于“人”的状态。 他们更执着与敏锐。与以圆滑处事为准则的上一代不同，新生代的商人们对商业机会的把握更敏锐，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的经营和管理方式，更容易在全新的领域创造商业奇迹。在另一方面，他们更理性和执着，很少会受到机会诱惑而带领企业走上多元化的道路，他们懂得取和舍的道理，更愿意将自己的企业做成隐形冠军。 他们更张扬与鲜明。一方面“财不外露”的古训被他们忘得干干净净，因为理由是“成功需要潜意识的自我引导”。他们享受财富的时候更气定神闲，坐飞机在头等舱，住饭店会选最好的，公司选址会在最高档的写字楼里。因为他们自然地觉得那些第一流的东西才能够与他们优秀的心思相配。另一方面，他们可能又是最看淡财富的人，头脑中没有财富的等级观念，没有怎么样彰显财富的意识，一个公司的老总如果穿着随便得像是个普通的居家男人，那一定是他们中的份子。 他们更简单与边缘。与一提起工作就一脑门子官司的父辈们比起来，他们能够从工作中找到更多的快乐，因为他们深知，事业给他们提供了享受生活的机会，只有学会在工作中获得快乐，人生才是有意义的。然而，在精神上，他们又有种强烈的无根无源感，处于边缘状态。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个在生意场上打滚的商人，也不是读书人，甚至不是普通的市井百姓，除了在自己一个小群体里寻找着惺惺相惜的情感慰藉外，他们大体上是孤独的。虽然现在已经是一个商业的社会，新一代的商人们却找不到自己的主流状态。 总之，宁波新儒商更能够让自己面对自然，面对人，面对自己，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更接近儒商的本质。他们是智力资源的载体，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中，儒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能承担起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之责，把义和利、富裕和奉献、竞争与合作、自强与自律统一起来，付诸于行动。 当新一代儒商的身影将老一辈商人的影子淡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真切地看到儒商成功的经验。有人结合时代特征，概括出6条儒商治商理念：“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金钱观；“善抓机遇，科学决策”的经营观；“突破现状，推陈出新”的发展观；“求贤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观；“以人为本，协调人际”的管理观；“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 宁波新儒商在商人边缘行走，他们自有章法，活在生命的状态中，亦“儒”亦“文”，就像绿茵场上挥出的一杆强劲的“高尔夫球”，美丽的弧度下，不是人在击球，而是球在寻找它要最后归宿的方向！这就是做为商人最为难得的“儒式商人”的最佳事业方式！（兰马 峰青 赵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