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五年改革路，弹指一挥间。自2003年改革启动以来，农信社改革已然走过了五年的历程。过去的五年改革，无疑是精彩的。五年间，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下，农信社从生死边缘重新回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完成了一次从求生存到谋发展的历史性跨越。然而，五年的努力，似乎并没有使农信社接下来的改革发展之路变得平坦，相反，随着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态势的演变，农信社正在迎来一段更加艰难的改革历程。 竞争升级——原有盈利模式遭遇考验 近年来，监管层为活跃农村金融市场，在农村金融市场引入竞争，不断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催生了大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此外，随着农业银行重新回归农村市场、政策性银行谋求“转型”、邮储银行的设立以及外资银行的不断渗透，农村金融市场正在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竞争格局，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在农村市场尤其是在县域城区金融市场的垄断性经营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大型商业银行及政策性银行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农村信用社原有的盈利模式，间接削弱了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的能力。农村信用社“立足三农”的市场定位，决定了其金融服务的范围无非是农户、农业龙头企业以及县域中小企业。由于，以普通农户为对象的小额信用贷款，具有数额小、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的特点，因此要在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上实现可持续盈利，必须大幅度上浮利率，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无力承受过高的利率，而且国家对于农村小额信用贷款的利率浮动幅度有着严格的规定（不上浮或少上浮），这导致农村信用社收取的利息难以覆盖成本。以全国小额信用贷款试点江西省懋源县为例，该县资金来源成本为6.55%，小额贷款百元收息率仅为5.5%，这意味着没发放100元小额信用贷款就要承担1.05元的损失。据统计，仅2007年该县农村信用社发放小额信用贷款21726万元就亏本305.96万元。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信用社之所以发放小额信用社贷款支持农民致富，更多地是在承担政策性支农的任务，很难实现盈利。农村信用社之所以能实现整体盈利，真正的盈利点是向农业龙头企业及县域中小企业提供的信贷收益。 在商业银行回归之前，由于农村信用社在县域金融领域的垄断性地位，使得农信社可以通过向优质客户提供高利率贷款来获取高收益，以弥补面向单个农户信贷业务所产生的亏损。但随着商业银行的回归，农信社这种原有的盈利模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商业银行往往以商业利润为出发点，因此虽然打着“服务三农”的旗帜，但在服务对象选择上主要集中于农业龙头企业及县域中小企业等优质信贷资源。为了能锁定此类优质信贷客户，农信社只能被迫选择降低利率，与商业银行的优惠利率保持一致，甚至更低优惠利率以应对竞争，这使得农信社的整体盈利能力遭到削弱，也间接削弱了农信社向农户发放小额信用贷款的能力。 如何在实现商业上的可持续发展与提高“三农”服务能力之间找到平衡，是农信社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客观地讲，如果没有来自政策面的扶持，农信社恐怕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历史包袱——改革不能承受之重 纵观2003年以来的五年改革，农村信用社之所以能够实现历史性的跨越，监管决策层“花钱买机制”的改革策略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2003年开始的农信社改革中，央行通过向全国农信社定向发行1650亿元的专项央行票据的方式，用以置换农信社的不良贷款，帮助农信社化解历史包袱。来自央行票据资金的支持，不仅给了农信社积极推进改革的动力，更使得获得“减负”后的农信社能够轻装上阵、加快改革步伐。 多年来，农信社之所以改革发展道路上徘徊不前，除了体制、机制方面存在问题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历史包袱太重，拖住了农信社改革发展的脚步。五年前是这样，五年后的今天，当农信社改革站在新的起点时，沉重的历史包袱，再次成为农信社改革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来自银监会的官方数据称，目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尚有约6000亿元历史存量包袱，其中，贷款损失约4000亿元，历年亏损挂账880亿元左右，非信贷资产损失约950亿元。 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信社“支农”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产权制度改革很难迈开步伐。新一轮的农信社深化改革，其核心就是要逐步建立起产权清晰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增资扩股吸引更多投资资金进入到农信社的产权改革中，甚至逐步引入战略投资者，是农信社真正实现“以资本为主导、让股权说话”的法人治理的一条捷径。然而，对于大部分历史包袱沉重的农信社而言，这样的策略如今只能是停留在理论阶段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因为几乎很难找到愿意为农信社历史包袱买单的投资资金。 面对农信社背负的如此巨大的历史包袱，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坦言：“如果单纯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我消化和自身努力来化解约6000亿元历史包袱，大致要花15到20年。”而这样的时间，对于追逐投资回报的资本而言，时间的确太过漫长。
政策壁垒——农信社带着“镣铐”舞蹈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银行业业金融机构要想获得不断增长的盈利能力，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不断地向外拓展业务范围。然而，作为拥有完全金融牌照的农村信用社在业务拓展方面，却不断遭遇到种种政策壁垒的阻碍。 2003年新一轮改革开始后，虽然各地在取消对农村信用社不合理的限制性政策和规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总体落实效果并不理想，一些专项资金的存管依然延续着对农村信用社的政策歧视，对专项资金存入农村信用社设置重重障碍。例如，社保资金、住房公积金、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以及各种涉农补贴资金等专项资金的存放，不少部门或地方政府明确规定不能将此类资金存放在农村信用社，甚至还有不少地方政府对于农村信用社拓展对公存款业务也不予支持。诸如此类在业务拓展上的限制性、歧视性政策规定，严重制约了农村信用社的资金组织工作，影响了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的筹集和信贷支农作用的发挥。 目前，农信社除了在专项资金存放方面遭遇政策歧视外，在金融服务创新方面也受到不少不公平的政策限制。一是基础外汇业务方面。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涉外经济发达，外汇业务需求强烈。但由于历史包袱沉重，部分信用社无法达到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小于4%、不良贷款比例不高于10％”的准入条件，无法为广大城乡地区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外汇结算、存款等基础服务，导致客户不断流失。二是远期结售汇业务方面。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和绝大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对汇率风险管理一般采取远期结售汇进行套期保值，信用社客户对远期结售汇业务与掉期业务业务需求强烈。但由于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规定农信社不具备申请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资格，无法达到《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外汇指定银行对客户远期结售汇业务和开办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对外汇指定银行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准入条件，不能较好地满足客户控制汇率风险的实际要求,导致大量优质客户资源流向商业银行，存款搬家现象日益严重，使农信社资金的稳定受到影响。三是代客外汇理财方面。目前，银行业的竞争已由过去低层次的简单服务上升到高层次的服务竞争——代客理财，为客户谋求最大的效益。而由于政策规定农信社不具备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资格，农信社无法办理这些业务，服务功能的缺陷使农信社外汇业务在市场拓展上处于劣势。 监管层一方面要求农信社不断创新业务功能，一方面又设置政策壁垒的做法，无疑是让农信社“戴着镣铐去舞蹈”，效果可想而知。 有对此，有业内专家建议，监管部门应该考虑，对符合条件的地区和农村信用社逐步取消农信社在开办衍生产品交易、证券资金存管、代理基金销售等业务方面的政策限制；同时，考虑农信社历史包袱沉重，长期服务“三农”的实际，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当降低产品创新准入门槛，适当放宽诸如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监管指标的要求，或采用存量考核与增量考核向结合的方式，为农信社营造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环境，促进农信社进一步改善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 一方面，随着农村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农信社将不得不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6000多亿的历史包袱在背、各种歧视性政策壁垒犹存。对于农信社而言，用“内忧外患”来描述改革面临的新形势似乎并不为过。在这样一场本不公平的市场竞赛面前，农信社能否突出重围、继续演绎改革的精彩，是否能够获得政策层面的后续扶持成为关键。有业内人士坦陈，在继续深化改革的道路上遇到的诸多障碍，仅靠农信社自身的发展是无法逾越的，如果没有来自政策面的扶持，农信社深化改革的道路可能会越走越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