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天，全球化无疑是描述我们生活的世界最重要的词汇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通过正在日益增长的大量与多样的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跨国运动，通过国际资本的大量而多样的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捷而广泛的传播，所形成的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增强的现象”[①]。而在各种跨国运动中，金融全球化无疑是最具有支配性的、最核心的、最前沿的。金融全球化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金融全球化对我们是祸是福？在金融全球化汹涌的浪潮中中国何去何从？本文将试图对以上问题作出解答。 金融全球化的起源 马克思认为资本天生就具有一种自我增殖的冲动。马克思把这种冲动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拜物教。马克思很早就对资本的拜物教性质进行分析，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第24章讲到，“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G-G‘，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殖的价值。[②]”这种形式就是货币产生货币，价值产生价值的表象。“……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生息的形态，资本的简单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品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具有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明显的形式。[③]”揭开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神秘化的面纱，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真实过程：“即货币资本逐渐地对投资部门方向和节奏实现控制，尤其决定性地改变着收入分配的结构。这种变化更有利于享有金融企业收益、利息和红利的食利者。这个过程不仅出现在国内，而且还扩张到国际范围，因为国家之间资源的流动往往给每个国家内部由股票和债券市场控制的各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财产的转移造成影响……[④]”这就是金融全球化最根本的动因。 一百多年过去了，马克思所说的生息资本已经变成了雄踞于世界经济权利金字塔顶端的各种以食利性金融资本为基础的机构。包括各种银行，尤其是那些被称为机构投资者的组织：保险公司、养老基金、集体金融投资公司以及为散户服务的资产高度集中的管理机构（互助基金）。机构投资者通过操纵交易市场而成为工业集团的所有者，它们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股东，其金融收益战略与工业投资的需求毫不相干，而且它们以极其粗暴的方式提高剩余价值率和获取剩余价值[⑤]。机构投资者实现了对市场的操纵还取决于两个条件： 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交通运输、通讯、信息技术的革新，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不仅大大缩短金融交易的时间，而且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使先进的金融管理制度的建立成为可能，资本得以最大限度地摆脱时空的束缚在全球范围内涌动。这是金融全球化的物质条件。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全球化陷阱》这本书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幅盛景： “今天，所有这些市场直接联合到一起。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内都可以查询到所有交易场所的全部汇率数据，并且可以通过受话器进行买卖，而这些买卖的市场价格又立即会变为电子计算机的数据发送到全球各地。……无论是德国的景气状况还是联邦银行本身都不能决定德国资本市场的利率。这完全取决于专门从事货币交易的商人们的判断，他们像一支‘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军队’（以《经济学家》杂志语），为了进行更好的金融投资，每天24小时不停地在全球赛跑。[⑥]” 利用现代技术构建迅捷方便的金融网络，大大小小的金融资本家可以在电脑屏幕前轻易地掌控着世界。利用金融网络的复杂性，资本的自我增殖变得如此简单，如此让人惬意。“货币现在‘害了相思病’。只要它被贷放出去，或者投到再生产过程中去(这时，它会为自己拥有资本的职能资本家，除提供企业主收人外还提供利息)，那就无论它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在家里，还是在旅途中，利息都会日夜长到它身上来。[⑦]” “这些追求利润的人，当他们在一个由许多分支机构组成的世界数据网络内进行工作的时候，以光学速度向前运动。这个网络是一个电子技术构筑的乌托邦，它的复杂性比作为具体交易活动的基础的复杂的数字还令人难以琢磨。把美元兑换成日元，接着换成瑞士法郎，然后再回过头来换成美元——在几分钟内，外汇交易者可以从一个市场跳到另一个市场，从一个纽约贸易伙伴再转向伦敦或者香港的另一个贸易伙伴，缔结上亿美元金额的交易。同样投资信托基金公司的经理们经常在几小时内把数十亿美元的款项推销给那些从事各种不同投资、处于各种不同市场中的顾客。经过电话和电子计算机键盘就可以把美国国家债券交换成英国债务证书。日本股票、或者土耳其政府发行的有固定利息的西德马克长期证券。除了各国货币以外，还有70000多种各种不同的有价证券正在进行跨越所有国界的自由交易——这是一个拥有无限机会和无限风险的梦幻般的市场。[⑧]” 与此同时，70年代初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则为资本的扩张扫除了人为的障碍。金融市场的开放，信贷自由的提高，新兴市场的异军突起，都为资本向全球范围的冲锋吹响了号角。这是金融全球化的制度背景。 七十年代以前，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一种对市场加以控制的增长体制。这个体制包括三个方面：“福特主义”的工资关系，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宏观的经济政策和有管理的金融体制[⑨]。这种体制的核心是国家对市场的控制。但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1972年美国通货膨胀的加速以及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这个体制开始出现问题。工业化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缓慢和通货膨胀加剧的现象，即所谓的滞胀。为了摆脱危机，它们调整了政策：凯恩斯主义的信条——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政策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以货币稳定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福特主义让位于一种有竞争性的工资调整方式，工人从此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放松对金融的管制则导致金融投机的出现。这些调整都是有利于金融资本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很快地由欧美波及发展中国家，拉美、非洲、东南亚的许多国家纷纷进行自由化改革。关于这一历史进程，在其职位上服务了12年的世界银行高级经理戴维森.巴德霍（DavisonBudhoo）离职时坦言：“我们自1983年以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不惜一切代价将南方国家私有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卑鄙的把拉丁美洲和非洲变成了经济上的疯人院。”[⑩]在这种条件下，金融全球化得以迅速发展。“……世界金融业的业务在近十年内迅速膨胀。自1985年以来，外汇与国际有价证券交易的营业额增加到了10倍，今天平均一个交易日交换的货币总量大约1.5万亿美元，这是国际清算银行通报的数字。这个拥有12个“0”的总数，接近于目前德国经济年产出的等量价值，或者说，相当于全世界每年用于原油开支的4倍。而股票、康采恩债券、国家债券和大量的各种专项契约，即所谓金融衍生物的营业额也正以同样的数量规模向前推进。[11]”世界金融业务是如此庞大，以至于任何其他领域都望尘莫及。因此金融资本当仁不让地建立起对世界经济的主宰。 回顾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2]。 第一阶段（1960-1973）主要特征是各国的金融体系的“间接的”国际化。主要的变化有：美国银行开始证券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国际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过渡以及欧洲美元市场的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金融体系主体上是一个向国际收支不平衡提供双边或多边金融支持的体系[13]。这个金融体系是以美国为核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依托的。其他金融交易是微乎其微的。从60年代起，这种局面逐渐改变，由于美国公司在国外，尤其在欧洲大投资、以鼓励从美国贷款，不鼓励向美国存款的Q规则调节最高利率；越南战争所费资金，美国资金大量外流[14]。欧洲银行的存款利率高于美国，且受理美元业务，于是大量美元流入欧洲金融市场。包括世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存储在欧洲的美元外汇储备。欧洲美元市场的形成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 第二阶段（1973-1985）主要特征是金融自由化和由此引起的同时向市场金融和各国金融体系的相互联系的过渡。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美国和英国的货币主义开端，资本运动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国债证券化，债券市场迅速扩张，工业集团和金融机构对金融流动性的私人需求开始非中介化，养老基金和互动基金、金融资产迅速增长，金融衍生物迅速增长，养老基金和互助基金的国际交易增长，纽约和伦敦股市出现“垃圾债券”和操纵公司产权的金融工具。其标志性事件是石油美元的回流和债务危机的出现。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后，油价上涨了好几倍，国际金融流向向石油输出国偏转。据统计，波斯湾各国在八年的时间里（1974-1981年）在日常贸易中积累了大约3600亿美元的盈余[15]。这些国家把大部分的石油美元存入西方的各大银行，部分流入经合组织各国。而这些钱又以债务的形式流入以原料生产或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利息很低，发展中国家愿意多举借外债。但是，随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国际经济形势突然逆转。美国紧缩银根和第二次石油冲击共同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后果同货币冲击汇合在一起。出口市场的缩小和原材料价格的崩溃恰与利息负担过度加重同时发生，使处于困境的国家别无选择，只能立即进行紧缩性调整或挖肉补疮应付短期债务[16]。这就是80年代债务危机的起源。 第三阶段（1985-1995）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与金融体系的相互联系加强、套利的扩张和第三世界“新兴市场”的加入分不开的。具体表现为：新加坡金融大爆炸，股票市场阻隔的清除和放宽管制，汇兑交易市场的爆炸，原料市场阻隔的消除和放宽管制，金融衍生产品的爆炸，债券市场加速发展。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金融交易主要采取北-北合作的模式。即美国代替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金融市场上的第一债务人，联邦德国和日本则取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成为资金输出国[17]。同时，以发行或存入有价债权的方式向金融市场注入资金的直接资金的形式大行其道。国际金融市场上非中介化、非规则化[18]、非分界化盛行，成为本阶段金融全球化的驱动力。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网络经济、电子货币等新事物层出不穷。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的交往更加错综复杂，形成一个复杂而又紧密联系的网络体系。纽约时报最著名的专栏作家之一托马斯.弗里曼提出一种新的设想：世界是平的。他认为今天这样因信息技术而紧密、方便的互联世界中，全球市场、劳动力和产品都可以被全世界分享，一切都有可能以最有效率最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全球化无可阻挡，美国工人、财务人员、工程师和程序员现在必须与远在中国和印度的同样优秀或同样差劲的劳动力竞争，他们中更有竞争力的将会胜出。 金融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世界是平的吗？新的科技革命和新的生活方式是推平了世界的推土机还是挖开鸿沟的大铲车？就金融全球化而言，它是促进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还是扩大了世界贫富差距的鸿沟；它是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一剂强心针，还是埋下随时可能爆发的各种危机？金融资本究竟是传播宗教的马太福音书，还是传播瘟疫的病毒，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下文将揭开金融全球化的神秘面纱。 诚然，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最强大的驱动力之一。金融自由和资本的全球流动，一度促成了几大新兴金融市场的兴起，新加坡金融大爆炸，瑞士小城苏黎世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拉美和东亚的一些国家也在此过程中迅速发展起来。股票市场阻隔的清除和放宽管制，金融衍生产品的爆炸，新的金融管理手段的广泛运用，使得资本可以成百倍的速度和规模集中和积聚起来，从而推动投资的扩大和产业的更新换代。金融市场的债权化、股票化，给小股民提供了便利的金融服务，使世界范围内资金的转移成为可能，因此从某个角度来看，世界似乎已经被抹平了。 然而，资本自我增殖的拜物教的本性并不会因此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世界金融秩序的现实也没有改变。从上文关于金融全球化形成的三个阶段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流动的格局正在发生逆转。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真正目的是打破一切民族国家的壁垒，可耻地把他们再度殖民化。一旦完成这一进程，资本运动的方向就会逆转。金融全球化所主导的趋势也会逆转。金融资本主义邪恶的一面就会充分暴露出来，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以美国为塔尖的金字塔式的等级制的全球金融体系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美国的经济实力都是超强的，无与伦比的。美国不仅在国民生产总值雄踞世界第一位，也是吸引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在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也居于主导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美元始终是国际市场上主要货币计价单位。1993年，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国际银行贷款的四分之三都是亿美元计价。在外汇市场上，80%的交易是在银行之间进行的，而进行交易的主要货币是美元[19]。美国民间资本的发育也极为充分，美国的养老基金数额极其庞大，1993年时已高达35714亿美元[20]。这些天文数字般的养老基金，都是在一些专门的金融投机机构的管理下，养老基金“不是工薪劳动者的财产，而是资本家阶层的财产”[21]。此外，美国还有5655家机构在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各种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上进行投资[22]。这些互助基金的规模在1993年时也达到了惊人的26000亿美元。这些机构投资者在新兴市场占有大量的金融财产，成为“世界的新主宰”，或资本主义世界的“200位老板”[23]。它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对国际金融风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它似乎是唯一的完全可以根据国内目标（就业、外贸出口）而不论美元汇率浮动情况如何来推行某种国内货币政策的国家[24]。1979年，美国提高其利率，导致美元回流，导致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从这一事例中我们更可窥见美国在金融全球化中的巨无霸地位。美国大量扩张其财政赤字和外债赤字，由德国和日本为其庞大的公共支出买单。美国国内的居民储蓄率极低，而美国的居民却过着一种现代化的极为奢侈的生活。这是建立在外国政府购买美国证券，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的基础上的。从这个逻辑来说，美国变成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最终消费者。美元只要稍稍贬值，就会冲销美国大量的外债。而其他国家只能忍气吞声，维持美元岌岌可危的地位。因为他们知道，美元的崩溃就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就是世界经济空前的灾难。 金融资本与政治联姻，投资转向投机，需求不足、失业与贫困 金融全球化的灾难也是同资本的异化联系在一起的。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资本在与劳动的较量中最终获胜，越来越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它们越来越喜欢干预政治并对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对私营金融机构惟命是从，他们今天完全有能力把有利于低通货膨胀率，有利于高利率，有利于减少结构性预算赤字以及放宽对所有市场管制的选择强加给他们以外的整个社会。经济政策上的这些优先考虑越来越受到有政治影响的机构和和社会阶层的支持，……[25]”于是低通货膨胀和高利率就构成了金融资本逃离生产领域，变成彻头彻尾的商品的温床。当金融资本家发现从事短期信贷和其他金融投机比投资生产更有利可图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于是大量本来应该投入生产、更新设备的资本转向虚拟资本市场，参与投机活动。生产领域资本的匮乏、必然会造成社会需求的不足。需求不足又引起生产的停滞。这导致了工人的失业和资本家采取更为灵活的工资制度（实际上是降低工人的工资和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这样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从而加剧了社会的需求不足。生产的停滞也必然导致资本对其愈加避而远之。于是工业生产就陷入投资不足——需求不足——工人失业——工人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资本彻底地建立了对劳动的统治地位。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新自由主义区别于自由主义的特征就是坚决拒绝劳动价值理论,用边际效用价值论[26]来取代劳动价值论,把资本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27]”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道德风险与风险社会化-谁为金融资产阶级买单？ 金融资本家之所以敢这么大胆的从事投机活动，还与他们能轻易地转嫁危机的损失有关。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金融投资逐渐证券化，金融衍生物市场蓬勃发展。一些大的工业集团开始逐渐地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在社会上从事融资活动。英美养老基金等金融投资机构拥有数量极为庞大的资本，他们频繁的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短期信贷。由于资本从工业部门撤出，生产领域的萎缩，贷款对象枯竭，银行不得不转入虚拟资本市场，参与高风险的短期信贷业务，以求在激烈竞争的金融市场上生存下来。这样，大量资本涌入短期信贷市场，这就必然增加金融市场得不稳定性，导致金融危机的频发。过去国家主要依靠大型国有银行调节金融市场，控制金融危机。现在银行业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国家的财政政策失灵。于是各国的中央银行成了最后的贷款人，它们通过动用国家财政，增加税收的方法挽救金融危机，使金融风险社会化，让老百姓为金融资本家的豪赌买单。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克林顿总统为了避免危机蔓延到美国国内而采取断然措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加拿大中央银行筹措500多亿美元，终于挽救了墨西哥。对于这一援助行动，有大量的批评声音。没有参与墨西哥经济繁荣的摩根投资信托银行的经济学家里默·迪·弗里斯公开说，这是一次帮助投机失败的投资者摆脱困境的行动。德意志银行的首席国民经济学家诺贝特·瓦尔特批评说，“真弄不懂，为什么纳税人必须保障投资者在墨西哥的债务证书获得高额利润？”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威廉·比特尔评论说，整个行动不是别的。而是纳税人对于富人的一种馈赠[28]。在西方经济领域，有一种“大得不能破产的银行”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必须尽最大努力帮助银行渡过金融危机，使它们不至于破产。这种理论有很多的风险性。它鼓励金融资本家毫无顾虑地参与金融投机而不考虑风险。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事实表明，大多数国家对付金融危机的主要做法是增加税收，把危机的损失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关于金融全球化的批评，大多数的火力都集中于金融危机。的确，金融危机被称为经济领域的瘟疫。但是真正恐怖的不是危机本身，而是谁为金融危机买单。人们也许会问，既然，金融危机的危害如此之大，政府为什么不加以治理呢？殊不知，金融危机频发的的背后，是金融资产阶级不可撼动的政治力量，是市场上永远保持高利率低通货膨胀的黄金定律，是乔治.索罗斯们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当作游戏的圣诞狂欢。一些有良心的经济学家曾经提出一种“有德行的”金融[29]的理论。当然，要求资本主义自我约束就像要求老虎给自己戴上嚼子一样天真浪漫。1978年，J.托宾就主张所有国家应当同时采取一种政策措施，即通过对所有短期资本流动征收少量税的办法“往国际投机机器中掺沙子”，使那些只为获取套汇利润的活动有所收敛。为了避免各国之间依靠减少税收来从事竞争，这就需要所有国家达成一致协议[30]。但是，托宾最好只是想想而已，因为任何把“往国际投机机器中掺沙子”的想法付诸实践的行动都会因为遭到国际金融力量的激烈反对而失败。 金融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选择 今天，中国已经成功地加入WTO，中国市场的开放性越来越高。随着市场开放水平的提高，原有的保护性篱笆将会被拆除，中国如何能在充满风险与机遇的国际金融市场上乘风破浪将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金融风险对于中国来说已经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新闻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从这一串长长的名字可以看到，金融危机似乎特别偏爱处于制度转型中的国家，联系到最近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施予的强大压力，我们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上述的金融危机都发生在这些国家进行私有化改革，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允许信贷自由之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美国提高利率和墨西哥国内政治动荡的双重作用引起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原因是亚洲各国金融管理存在漏洞，外汇储备不足，给国际投机基金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能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灾难，与中国相对封闭的金融体系十分不开的。中国现在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国内还没有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具有很明显的脆弱性。一旦开放金融市场，中国就很容易遭受金融投机的攻击。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显得相当紧迫。中国要防范金融风险，除了要汲取上述金融危机的教训，还应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消除不稳定因素，合理利用外资，实现跨越式发展。首先要加强金融体系自身的建设。完善金融制度，提高金融市场的管理水平。其次要引导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清理垃圾债券，控制短期信贷的过度膨胀。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要加强监管，重点保护，提高警惕，防范风险。近年来，国内出现房地产等不动产投资过热的情况，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的治理力度。鉴于我国正处于产业更新换代的发展阶段，面临着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过渡的有利时机。加强对产业升级的投入，超越工业化阶段而直接进入信息化时代是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宝贵机会。我们要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生产中，为产业的更新换代提高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要以我为主，灵活应变。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一万亿美元。这是中国防范金融风险，保证人民币稳定的有力武器。但是这一万亿美元也给我们带来诸多烦恼。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过于单一，中美经济关系过于紧密，这些都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中国要努力实现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在经济上与美国拉开距离，以减小美国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冲击。 20多年来的历史表明，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同样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9.11事件发生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甚至连美国人也感觉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压力。2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了：只要中国能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当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冷静地分析潜在的困难和危险，小心地规避风险，大胆的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充分的发挥中华民族的智慧，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就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 [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齐建华、胡振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何竟，周小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注释： [①]IMF.WorldEconomicOutlook,May1997,P.45。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第440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第441页。 [④][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齐建华、胡振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前言第4页。 [⑤][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齐建华、胡振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前言第6页。 [⑥][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齐建华、胡振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69-70页。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第442页。 [⑧][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⑨]详见[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齐建华、胡振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90页。 [⑩][美]阿兰·G.纳赛尔著，徐洋译，《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与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浪潮》载于李其庆主编：《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67页。 [11][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68-69页。 [12]本文的三个阶段同时参考弗朗索瓦.沙奈和雅克.阿达的观点。详见[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齐建华、胡振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3页。[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何竟，周小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12-120页。 [13][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何竟，周小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 [14][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何竟，周小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 [15][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何竟，周小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15页。 [16][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何竟，周小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17][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何竟，周小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18]非规则化指在国家层面上开放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消除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储蓄银行、商业银行），限制对银行业务的控制和调节（以行政方法将某些利率已于固定或规定最高限额，限制信贷等等）。详见[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何竟，周小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20页。 [19][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齐建华、胡振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41页。 [20][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齐建华、胡振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81页。 [21][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齐建华、胡振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80页。 [22][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齐建华、胡振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84页。
[23][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齐建华、胡振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41页。 [24]同上。 [25][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齐建华、胡振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74页。 [26]边际效用价值论完全割断了商品价值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它认为价值并非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与主观评价。它认为,效用才是价值的泉源,效用与物品的稀少性结合起来,才是价值形成的充分条件。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为利润代表利益服务的主观主义的价值观念”。详见张世鹏：《关于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于《当代世界与资本主义》，2003年第六期，第27页。 [27]张世鹏：《关于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于《当代世界与资本主义》，2003年第六期，第25页。 [28][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29]假设某种产品为100，工业活动中的价值增殖率为25%，为使产品在生产为正值要求有高于15%以上的总投资率增量（15%等于代替设备资产消耗），而金融收益率为30%。假设均为自有资金投资。第一种情况：“有德行的”金融：100→25→20→110→27.5→即29.55→1.5生产中产生的25%的增加值分为两部分：其中的20%首先用于扩大生产投资（20%大于15%），假设也带来5%的增加值的话，那么在产品增加10%的情况下，增加值为27.5；其余的5%用于金融投资，金融收益率为30%，所以增加1.5；这样该投资循环的结果及宗理论为7.5+105=29，以后又以同样的比率进行配制。这样金融活动没有损害生产增至活动的投资，因而是有德行的金融。详见[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齐建华、胡振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 [30][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齐建华、胡振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