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２００８年以来，不断攀升的通胀压力成为宏观政策日益严峻的挑战。即使是５月份，通胀压力仍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ＣＰ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７．７％，得益于季节性因素及翘尾因素的弱化带来的食品价格下降而有所回落，但仍居于高位。而另一个指标ＰＰＩ则继续攀升至８．２％，首次超过ＣＰＩ涨幅，如果ＰＰＩ向中下游传导，就意味着日益高涨的ＰＰＩ为暂时缓和的ＣＰＩ再次蒙上反弹的阴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通胀压力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消除
记者：通过５月份的ＣＰＩ数据能否判断未来我国通胀压力的走势？巴曙松：从货币供给来看，近期外汇储备增加较快，特别是非ＦＤＩ和贸易顺差部分增长较多，带来较大的基础货币投放压力，５月份Ｍ２增幅依旧高企，说明来自需求方面的通胀压力仍然很大；而从成本因素来看，石油、铁矿石等能源原材料价格国内难以控制，这就是说由上游成本推动的通胀未来仍将持续。综合这些因素，通胀将仍然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经济运行的另一个特点是来自外部的冲击愈加频繁，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德意志银行的调查表明，大部分投机者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到５．５～６之间时会见顶，届时热钱有可能开始大规模流出。 当通胀压力随着粮价的趋稳而稍稍有所减缓，主流的观点似乎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的通胀压力随着同比效应逐步回落，下半年的通胀压力会明显减缓。但是，如果把中国的通胀压力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考察，我们并不能得到如此乐观的结论，相反，在新的全球化环境下，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胀压力可能都是我们的宏观政策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压力，这既包括国际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扬和生物能源对粮食的占用不断增大等因素，也包括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在美元贬值和现实需求等综合推动下不断上扬，同样也包括来自资源价格改革的压力。资源价格改革的压力突出表现在第四次中美战略对话的主要话题中。外界通常认为从中美第四次战略对话看，能源已经替代人民币汇率成为美方对中方施加压力的重要领域之一。在全球经济调整中分析通胀根源记者：这次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我们需要从哪些方面去分析？巴曙松：作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通胀走势决定着未来宏观政策的取向，因此，分析通胀的根源成为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关键。本轮通胀期间正好处于世界经济的一个急剧的波动期，美国的过度消费和新兴国家的过度生产是经济失衡的逻辑起点，次贷危机、流动性过剩和粮价油价的大幅上扬是经济失衡的标志性事件，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弱美元战略成为该次经济重组的主导因素，全球化的迅速推进所带来的高能耗产业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所带来的全球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深刻影响，都促使我们必须要用与原来不同的视角来考察这一次全球性的通胀压力及其走向。 无论是美国的有意战略还是无意的市场行为，美元贬值已经成为美国利用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转移自身经济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各国为应付通胀所采取的紧缩政策，正是以通胀税的形式分担了美国经济的调整成本。如果说前几年美国还在指责中国存在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说，美元才是最大的受到深刻操纵的货币。 如果说发达国家对粮食需求的变化主要集中在生物燃料引致的需求上升，经济迅速增长带来的食品消费总量上升及消费结构升级，便是发展中国家在需求方面最典型的变化。与前者相比，后者更是一种长期的趋势。此外，不少发展中国家低价劳动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劳动力成本的重估无疑对价格上涨进一步推波助澜。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阶段的价格上涨可以说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所形成的内在不均衡的集中体现，也体现出这种模式已经难以持续。由此看来，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多多少少暗含了一些必然的成分，是全球经济重组包括中国自身经济模式转变过程中的阶段性反应。全球化下的新选择
记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应该怎样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应对通胀压力？ 巴曙松：与上世纪７０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的全球高通胀时期美国主动进行经济紧缩来承担调整的成本不同，大量能源消耗较大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得全球对油价和粮价的承担能力出现了重新的分布，发达国家因为产业结构和能源效率等表现出更强的承担能力，最先倒下的可能是那些相对较为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身处其中，尽管因为雄厚的财政实力和外汇储备等，不会在短期内呈现这样的风险，但是在面对通胀的压力方面并无二致，因此我们需要接受的一个现实就是：中国的经济运行状态已经从过去的高增长、低通胀进入目前的高增长和一定水平的通胀的新的组合时期。未来一个阶段，中国的通胀可能仍然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在把应对通胀作为首要任务的基调下，短期内从紧的货币政策仍然有必要坚持，包括继续使用数量政策对冲和回收过多的流动性及窗口指导等信贷控制措施。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央行对冲并不能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而只是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尽可能平稳的金融环境。从我国通胀的形成因素分析，随着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去年起主导作用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输入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胀将成为未来的主导因素。从政策基调看，货币的大幅度对冲以及信贷的控制，并不可能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因此只能是权宜之计。政策操作的重点，仍然是推动结构改革、促进结构调整。以产业重组和产业升级和放松管制为重点的产业结构调整，将成为通胀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出路。记者：中国应选择怎样的结构调整道路？巴曙松：在这方面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在１９７３年石油危机中受到重大影响，危机爆发后日本加速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新能源与推广节能设备，从而平安度过１９８０年的第二轮石油危机。眼下中国面临同样的选择。首先，生产要素价格重估仍然需要适时推进。中国许多领域都能看到价格管制的影子，当前价格管制放松步伐放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对于国内高企的通胀率的担忧，价格管制短期阻隔了通胀传递，延长了下游行业的蜜月期，但其对经济关系的扭曲也相当严重，由此导致的价格失效会明显延缓经济转型的过程。其次，转变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外需向内需转变的方向转变，需要更多实质性的政策配套措施。世界经济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及美元贬值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出口的上升空间，外需放缓和国内成本上升对出口的影响进一步显现，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将面临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的作用将逐步显现出来。具有较强消费能力的人口结构，稳步上升的居民收入，劳动力价格的重估，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扶持政策以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这些因素累积起来将共同促进消费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由外需向内需的转变。再次，财政政策在调节经济方面大有可为。中国是世界上政府债务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价格管制的放开也将释放一部分财政支出，这种财政强势起码可以在以下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对灾后重建的支持，以财政的方式缓解震灾的影响相对于放松货币来说效果更好，因为放松银根实际上意味着通过扩张货币供给为损失买单，对高企的通胀形势无疑雪上加霜，而财政资金可以通过压缩其他支出保持一种平衡；二是通过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保障民生，平和要素价格改革带来的冲击，亦有利于开启内需；三是通过税收调节和财政补贴，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输入型通货膨胀，当前的路径是，人民币缓慢升值，同时推动其他要素价格改革，推动经济结构变化，再进一步促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只有以更为灵活的方式放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使得人民币可以更为灵活主动地根据美元等国际货币的汇率波动灵活波动，有升有贬地波动性上升才能抑制过度投机。
( 摘自 1686期 中国经济导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