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股市暴跌、楼市萎靡、通货膨胀、热钱……正在考验着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东南沿海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关门倒闭，让宏观调控左右为难。 越南金融危机、巴基斯坦股市危机、美国次贷危机……让中国的金融业不寒而栗，向左走？向右走？让人们彷徨不已。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一味地实施绥靖政策，被掩盖起来的矛盾在日后会更加突出，会让后来者为历史埋单。中国股市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历次大灾大难面 前，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缓解之策来回避根本矛盾，为了表面的“稳定”，来诱导投资者前赴后继地涌入股市，结果新一轮牛市泡沫再次破灭之后，发 现以前的“毒瘤”不但继续存在，而且比以前更大，这就是中国股市１８年来的真实写照。 这１８年来，中国股市“新把戏（造假）不断，老把戏（行政干预）照旧”。直到今天，仍试图用发“通信”、“社论”的“老把戏”来左右市场，结果与１０年前 效果大相径庭，市场并不买账。于是，证监会亲自组织几大证券报引导“股市维稳”，交易所也随后公告会员要“维稳”，最后发现没有几家机构“讲政治”，股市 继续萎靡不振。 这时，巴基斯坦传来了“佳音”。６月２４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正式执行三大救市政策：一、涨停板幅度从５％调整为１０％；二、跌停板幅度从５％调整为 １％；三、政府投入４．２９亿美元随时准备救市。这一“只许涨不许跌”的救市猛药，让卡拉奇的股市为之一振。于是，一些好事者也主张中国学习巴基斯坦式的 “救市”模式，呼吁中国政府设立平准基金，让国家来买股票托市。
结果，话音未落，巴基斯坦股市开始新一轮暴跌，卡拉奇的股民砸烂了当地的证券交易所，“只许涨不许跌”的巴基斯坦“救市”模式彻底宣告失败。但是，呼吁中国设立平准基金救市的呼声还没有偃旗息鼓，仍然想继续通过资金推动型的行情来改变颓势、营造繁荣。
对此，笔者坚决反对，因为这种救市模式恰恰是中国股市大起大落的根本，也是中国股市市场功能长期不健全、弊端丛生的根源。当前，从制度根源上着手解决股市 问题，化解股市深层次矛盾，完善市场功能和制度规则已迫在眉睫。“强心针”在危机中只能起短暂的作用，依靠“只许涨不许跌”的畸形规则不但改变不了颓势， 反而让市场规则更扭曲，让市场更脆弱，让人更加没有信心。
或许有人会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关键是退什么和进什么？如果是指数的理性回调，正常地休养生息是必要的，但如果像巴基斯坦一样将市场规则倒退，则是市场最大的不幸。
那么，中国股市究竟应该如何改革呢？
首先，应该让高层管理者解放思想，客观认识现代金融市场，充分了解市场的功能，彻底改变“股市就是为了融资”、“发行股票就是为了不还钱”的错误认识，改 变现行的融资、上市“政绩观”。否则，一切修修补补的“维稳”措施都是围绕着融资功能展开，恢复市场信心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市场拥有充分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投 资功能，而是为了“圈”更多的钱。
或许有人说，这种认识在高层早已改观了，但是从大量企业依靠股市来脱贫解困的现状来看，股市仍然是一块“韭菜地”，涨起来就来割，割完后再随便浇点水，随时等待割下一茬。如果这种逻辑不改变，中国股民的命运必然就是“鳄鱼进去，壁虎出来”。
其次，要改变当前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者的能力，扩大监管视野，对中国的离岸金融和离岸上市企业也要负起监督职责，避免离岸金融风险由外至内渗透进来。
要改变监管机制，就应该让证监会的监督职能更加独立，让其脱离官本位，全心全意地执行监督职能，将审批职能分离出来，避免王益、王小石等事件接二连三。
另外，随着我国金融混业和金融控股的发展，分业监管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的金融现状。“五龙治水”的多头管理格局和不同的监管标准，使得我国金融风险不断滋生和风险割裂，一旦发生危机则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实施协调、统一和分类的监管体制迫在眉睫。其实，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邓小平同志就已经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 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此，股市改革单从市场结构、游戏规则上下工夫是不够的，应该从体制根源上去着手改 革，否则各大利益集团的约束和把持，会使得中国股市很难前进。
同时，还要避免行政监管力量的过度渗透和过度干涉，深交所近期的报告明确指出，市场造假成风、市场混乱与监管不力、权力过度渗透息息相关，所以减少权力寻租是净化股市空气和市场执行“三公”原则的关键之举。
显然，在当下提高监管水平，依法治市，严格查处造假、内幕交易、权力寻租等违规和腐败行为也刻不容缓。
第三，应该从完善市场功能的角度去治理股市，而非动用政府资金人为托市、人造牛市。应该及早推出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等做空机制，否则单边上扬的股市始终是一条腿走路，一个功能“不健全”的市场渴求“维稳”，无异于缘木求鱼。
自中国股市暴跌以来，监管者发布的实质性利好屈指可数，如“大小非减持管理新办法”、降低印花税，以及刚刚公布的“大小非减持情况按月披露”，都仅仅只是 让有漏洞的制度来修补规则而已，而其他类似“通信”、“社论”等引导舆论的行为，都是拿不到台面上的信号暗示，作用有限。
对于推出融资融券、股指期货和发展创业板市场等完善市场功能的举措，却一直遥遥无期，管理层始终在寻找和博弈合适的时机，可是市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 时刻都在应付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所以很难有尽善尽美的时机，管理层应该及早走出时机悖论的怪圈，应该拿出魄力和大智慧来完善市场功能，以利长远。
比如，在市场萎靡、信心不足之际推出这些举措，有人担心会分流股市资金，会给市场造成雪上加霜的效果；若在股市行情启动后、牛市半途中推出，或许又有人说 这会断送来之不易的牛市，是给牛市添乱；若在股指处于高位之际推出这些功能，又有人担心此举会成为熊市的导火索和罪魁祸首；若在暴跌途中推，成功率几乎为 零。这几种市场情形几乎囊括了牛熊周期，没有一个是合适的时机。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他们的法令和制度改革大都是在危机事件爆发之后果断进行，及时进行亡羊补牢，通过“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来化解阻碍，避免制度漏洞造成的弊端周而复始地侵害大多数人的利益。
其实，在目前股市问题彻底暴露、市场做空的动能开始缓和之际，进行制度改革是最佳的时机。尤其是在做多空间远远大于做空空间之际，推出融资融券功能效果甚 好（前提是监管到位），其融资做多的意愿和安全系数远远大于融券做空的可能，如果再错过这样的时机，等股市涨起来之后再推，抉择的困难度更大。
第四，及早推出创业板和债券市场，改变“抓大放小”的宏观管理策略，减少国有垄断型的大企业上市圈钱，鼓励技术创新类的小企业做强做大，以分散微观经济层面中的结构风险。
在目前货币政策紧缩和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严重挑战，如果不能依靠资本市场给予资金支持和资源重新配置，那么中国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将会出现 “硬着陆”，会有一大批企业因资金匮乏而猝死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半途中。就必然会出现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关闭和民间“高利贷”盛行，其实这就是市场缺乏中小 企业融资和规避风险的场所所致。
第五，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及早改革新股发行制度，积极协调一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避免一级市场过度投机炒作，防止二级市场“空壳化”。（苏培科）
提示：
笔者在前段时间不断呼吁“披露大小非减持情况”，终于在7月21日起按月定期披露，但是仍然不够，最好让大小非在减持前进行意向性公告，或许对二级市场中的投资者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