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小额贷款公司在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作为央行尝试活跃农村金融市场的一种探索，早在三年前已经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崭露头角。然而虽然诞生时日已久，央行探索的这种金融模式，似乎并没有获得业界的普遍认同。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定位模糊、政策扶持缺失、资金来源匮乏以及发展前景不明朗等诸多原因，小额贷款公司注定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三年来，虽然不时有新的生力军加入，但小额贷款公司的名字似乎正在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日前，浙江省政府的一份文件，让小额贷款公司重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这一次小额贷款公司被看作是引爆“民间金融阳光化革命”的导火索。 “温州资本”集体骚动 日前，浙江省金融办公布了一份《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决定从7月起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明年视情况加大在全省推广的力度，成为央行、银监会5月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来，国内首个作出积极回应的省份。 浙江省政府的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与疏导规模庞大的民间金融资本之间矛盾的一种尝试。浙江中小企业多，“融资难”的困扰由来已久。去年以来，央行数次加息，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原材料成本上涨，美元汇率下跌……一系列内外部因素的夹击使众多中小企业深陷资金困境。一边是中小企业“等米下锅”，一边是“待价而沽”的民间资金四处寻找出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小额贷款公司成为浙江省政府尝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与民金融迷局的一枚棋子。 很显然，尝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首要目的是要救“处于危难之间”的中小企业，但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民间金融的参与热情着实让很多人惊讶。伴随着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民间资金的热捧，在很多人的眼中，小额贷款公司的作用逐渐演变为疏导民间金融的有效通道。 如同一颗抛入水中的小石子，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消息一传出，即在浙江的民间金融圈内掀起巨大波澜。由于，浙江省政府的试点方案所确定的试点数额有限，根据规划，试点期间，原则上每个县（市、区）设立1家小额贷款公司；列入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杭州、温州、嘉兴、台州4市可增加5个名额，金华的义乌市可增加1个试点名额，而希望借到小额贷款公司“上岸”的地下金融数额又非常庞大，于是一场争夺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暗战”正在悄悄展开，并且激烈程度令人咋舌。
以杭州余杭区为例，根据杭州市金融办的部署，余杭区首批小额贷款公司申报自7月18日启动，拟申请作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且符合有关条件的企业可在7月25日前向区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据杭州市余杭区发展和改革局财政金融科科长阮火根介绍，截至7月24日，已提出申请且符合相关要求的企业已达近20家。而根据浙江省政府的规划，试点期间，余杭区只能设立1家小额贷款公司，照此算来，竞争比例已高达20：1。 这样激烈的牌照争夺战也在其它地区同时上演，据了解，温州地区的类似争夺激烈程度更高，而参与争夺的除了担保公司等金融企业外，大量的制造企业以及房地产企业也加入其中。为了提升竞争实力，在温州市区，甚至出现了20家担保公司联合介入小额贷款公司的申办的情况。 银行牌照的终极诱惑 在浙江丰富的民间资本团体中，温州资本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提起温州资本，很多人首先想到恐怕都是“追逐利润最大化”和“投机、炒作”。此前，为了追求利润，温州资本纵横全国，几乎席卷了所有的可能产生高利润的行业，也铸就了“温州资本炒到哪里哪里就火”的“美名”。然而，此次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浙江民间金融力量何以费尽心思地去争夺一张小额贷款公司的牌照呢，从其它已经设立时间不断的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效益来看，与浙江地区的地下金融产生的收益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此前有媒体调查称，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月息甚至达到月息10%左右，年息接近正规金融机构的10倍以上。而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将被限制在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７．４７％）的４倍之内，远低于一些短期拆借的民间借贷利息，加上贷款管理成本高，监管又严，盈利空间不会很大，似乎并不足以满足温州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目标。 一位企业家一语道破天机：争取到小额贷款公司牌照，不仅可以为民间借贷提供一条合法化的途径，更关键是拥有了这个“壳”，就有了取得银行牌照转制为银行的可能性。 根据浙江省的部署，明年１月，将根据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情况逐步加大推广力度，信誉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推荐改制为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储，村镇银行却是可以开展存款业务的。拥有这样一个可以融入资金的平台才是各路民间资本参与争夺的真正目的。 监管手段和政策设计面临考验 对于民间金融资本的监管是一个国际化的监管难题，民间资金雄厚的浙江等省，“地下资本”、“灰色金融”一向十分活跃，而对其进行监管的难度也就更大。近年来，许多学者曾呼吁要制定和完善“民间金融法”及“反高利贷法”等相关政策法规，来规范民间金融行为，同时也建议将一些经济活跃地带列入民间金融合法化试验区，加快金融对内开放。此次，浙江放开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可谓是一个逐步规范民间金融的尝试。 此次浙江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在监管设计方面也可谓是用心良苦，首先是设置高的准入门槛。按规定，设立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５０００万元；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的，不得低于８０００万元；其中，欠发达县域的标准分别降为不低于２０００万元和３０００万元。试点期间，注册资本的上限为２亿元。其主要发起人则被要求是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实力雄厚的民营骨干企业，资产负债率不高于７０％，连续三年盈利且利润总额在１５００万元（欠发达县域６００万元）以上。此举旨在通过控制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的资质来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这种监管提前介入的方式能够有效控制小额贷款公司后续的运营风险。 其次是规定不能吸储。浙江省政府特别强调，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内外部集资和吸收公众存款。而且小额贷款公司只能按照“小额、分散”的原则发放贷款，７０％的资金应发放给贷款余额不超过５０万元的小额借款人，其余３０％的单户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金的５％。并且设立了包括当地工商部门、公安机关、人民银行及银监机构联动的监管体制，全方位、多层次地对小额贷款公司可能出现的违规、违法经营进行防控。 虽然有了这种看似严密的监管机制，但不少业内人士对于由地下金融转化而来的小额贷款公司依然有不少担忧：一些由“地下钱庄”转化而来的小额贷款公司，是否真能安心于简单的放贷业务，尤其是当项目资源十分丰厚时，是否又真能不为所动，不卷入非法吸储等诱惑当中？不能不看到，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架构，目前还较为含糊。在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定的监管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各监管主体之间是否能够实现真正的联动监管和有效协调、配合。 此外，一旦小额贷款公司大规模建立起来，对于其未来的发展出路政策设计方面会有怎样的安排？从长远来看，让小额贷款公司这种模式长期存在下去是不现实的，“只贷不存”的经营模式不具备商业上的发展可持续性，也无法满足民间资本追求利润的愿望。而对于支持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其操作性也并不是很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认为，“小额贷款公司还不是金融机构，现在愿意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企业，不少都是冲着以后村镇银行的金融牌照去的。但目前规定是，村镇银行的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这些数量众多的小额贷款公司，以后能不能争取到银行入股很不确定。” 一旦转型为村镇银行，民间资本只能作为配角，而主角仍然还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这样的结果恐怕不是这些热情高涨地参与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的民间资本所希望看到的。对于监管决策层和政策设计者而言，探索将小额贷款公司逐步引导、发展为由民间资本控股的民营银行，或许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