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学虽然诞生于西方国家，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却是有着极强的道德传统的一门学问，而且他与史具来的道德传统，可以说高于众多学科。但由于经济学极具现实性，所有也出了很多背叛经济学精神的人，在经济学学家中，最有良知的是中产家庭出身的，而“最坏”的学者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贵族后代，一类是从非常卑微走向成功的人。贵族后代，从小就高高在上，所以一生都瞧不起普通人，而那些在卑微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总是喜欢向富人靠拢，具体到学术界，贵族后代出身的人，大多反对政府对穷人进行照顾，而那些出身卑微然后成功的学者大多喜欢吹捧企业家，成为“资本二奶”，这两类人都容易成为社会的破坏分子。相反那些中产家庭出身的学者往往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这些经验性总结，无论是用到中国还是世界上都非常的有效，只要将知名学者的出身和他们的主张一一对应，你就会发现神奇的准确。比如世界上最“坏”的学者当属哈耶克和佛利德曼了，哈耶克就属于贵族后代，哈耶克所属的家族在欧洲历史上都是有名的贵族，而佛利德曼则的出身则极其的卑微，父亲是个水手，而且去世较早，佛利德曼很早就是孤儿，靠教会养大，而且成功后，也不对教会感恩。 另外出身贵族的还有帕累托，在福利经济学中是个有名的人，但这个人是贵族出身，其祖父还被拿破仑封为帝国男爵，自从他“搅和”到福利经济学中之后，福利经济学就彻底变味了，福利经济学在创建之初是对穷人有利的，主张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但自从帕累托这个贵族经济学家提出一个“帕累托最优”后，福利经济学基本就停滞了，就再也没为福利社会建设作出任何的贡献，帕累托的主张本质就是为富人提供保护的。 而我们看看创立福利经济学的人，则出身在中产家庭，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是霍布斯出身在军人家庭，属于中产阶级，福利经济学的另一创始人庇古则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也是中产阶级。霍布斯和庇古创立的福利经济学在经济学史上被称为旧福利经济学，帕累托以后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进入新福利经济学之后，福利经济学就成了少数知识分子的数学游戏，再也无法走进社会了，福利经济学那“改善社会整体福利”的宏大目标，更是被丢到九霄云外了。 我们可以再往前看，庇古之前最有名望的当属马歇尔了，马歇尔也是一个流着“道德血液”的经济学家，一直将改善穷人的生活作为自己研究的目标，马歇尔是剑桥学派的创始人，是英国正统经济学界无可争辩的领袖，现在大家所熟悉的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就是马歇尔奠定的。马歇尔的父母是做什么职业的，没有查到，但资料也显示其出生于“英国伦敦区一个朴实的中产阶级家庭”。 我们再靠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这也是个毫无道德瑕疵的学者，道德学教授，出身律师家庭，父亲还做过军法官和海关监督。 西方经济学的另一个标志人物，凯恩斯出生在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剑桥大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教授，母亲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和社会改革的先驱。 马克思一生为工人命运担忧，但出身并不差，出身一个律师家庭，妻子更是名门望族，马克思要想过上上层社会的生活太容易了。 二战之后，西方经济学的重点开始转向美国，战后初期直到七十年代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是萨缪尔森和加尔布雷斯了，萨缪尔森出身在药剂师家庭，加尔布雷斯父亲是个农场主，而且热衷公共事务，出任过多次的县议员，也是中产阶级家庭，加尔布雷斯最主要的理论就是“公共贫困”理论，他是美国人权总统肯尼迪的老师，约翰逊总统的好友，是美国战后建设“伟大社会”的灵魂人物，甚至约翰逊总统关于“伟大社会”构想的发言稿都是加尔布雷斯起草的。 这些在历史留下英名的经济学家都是中产阶级出身。他们或是出身在律师、药剂师、军官、牧师、农场主等家庭。当然这些伟大人物的存在并不能说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流着道德的血液，而是相反，这些好人在历史中是多数，但在现实中却是少数，因为历史往往只记录英雄，而现实中往往那些恶棍比好人混的更体面，在经济学中，也有一派称为“庸俗经济学”，这些人歌颂资本主义的伟大，吹捧资本家的英明，极尽恶俗之能事，这些人现实中非常多，但代表人物不出名，所以大家很难知道，我们也可以介绍几个代表性人物。 庸俗经济学是马克思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但不是除马克思之外的都是庸俗经济学家，庸俗经济学家只是一个支流，西方经济学大部分学派都大方典雅，庸俗的只是少数。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是庸俗经济学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出生在法国一个大商人家庭，自己也是个酒商。 萨伊也是法国的一个庸俗经济学家，父亲是个巴黎的银行家，萨伊被人们所知道主要由于两个事件，一个是凯恩斯推翻了萨伊的论断，创造了宏观经济学，而供给学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又因为恢复了萨伊的论断，而声名鹊起，所以萨伊也经常被人们提起。 以上两位庸俗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都是出身在大商人家庭，我们再看看出身不好的，七十年代以后，佛利德曼和、卢卡斯、曼昆等人成了新的庸俗经济学家的代表，以歌颂资本主义制度著称，弗里德曼出身在极其卑微的犹太家庭，甚至连父亲的真实姓氏都不知道，弗里德曼这个姓氏是借用别人的，关于他母亲的情况也是知之甚少，弗里德曼一家是从奥匈帝国到美国的犹太移民，到美国后，在美国的血汗工厂工作，也做零杂工，水手等，按弗里德曼的说法是“从没发过财”，弗里德曼父亲早逝，他主要靠教会帮助才完成学业，弗里德曼1912年出生，又是移民，而且当时正是美国由镀金时代向进步时代转变的时刻，可以算是美国“坏”到顶峰的时刻，弗里德曼出生在这个时代，这样的家庭，当然对社会和政府没什么好感。 我们再看看曼昆，曼昆也弗里德曼一样，也是移民家庭，而且1958年从乌克兰移民到美国新泽西州的，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是1957年结束的，当时在美国只要与社会主义沾边的人都遭到迫害，即使不与社会主义沾边，只要是有进步思想的人同样受到迫害，大批的作家、演员都遭到了迫害，到了后期迫害范围更大扩大到了政府和军队，甚至包括马歇尔这样享誉世界的军功精英们都没有逃脱麦卡锡主义的魔爪，1958年虽然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结束了，但也是冷战的高峰期，一个从社会主义国家逃到美国的人一般也不会地位很高，资料介绍曼昆的父母靠“辛勤工作”过上了中产阶层的生活，但在战后美国的黄金时代，中产阶层的定义早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当时正处美国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有正式工作的人，都算中产阶层，曼昆的家庭并非很好。对卢卡斯介绍不详，只知道在公立高中毕业，美国是个私立学校发达的国家，即使中产阶层一般也都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所有卢卡斯的家庭应该也一般。曼昆和卢卡斯出身不像弗里德曼那么差，所以他们的思想虽然也极端，但不像弗里德曼那么极端，一般是越是贵族，或是越穷越极端。 我们看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知名人物，阿马蒂亚·森是一位有盛欲的良知型福利经济学家，他的外祖父是研究中世纪印度文学的著名学者，是印度教哲学的权威，与泰戈尔过从甚密。阿马蒂亚这个名字就是诗翁泰戈尔为他取的， 他的父亲是大学里教授化学的教授。 在往后的经济学家们都比较年轻了，资料不全，我们不再进行研究。 一日为贵族，时代为贵族，贵族出身的学者的思想倾向是由报复心理决定的，在他们内心深处一直将自己当成高等人，是绝不让普通人也享受贵族待遇的。而那些卑微家庭出身的则往往是补偿心理，他们歌颂企业家，喜欢献媚于资本，这些人的行为在社会心理学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那些真正抱着改良资本主义思想的往往是那些中产家庭出身的学者，而那些顽固的歌颂资本主义制度，吹起企业家精神的庸俗经济学家们都是贵族后代，或是出身极其卑微的人。其实资本主义的好处是任何人都知道的，而且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家们的阐述并不比亚当斯密的理论突破很多，而且马歇尔、凯恩斯、加尔布雷斯也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的反对者，他们的区别就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提出改良的主张，这也是他们比那些只会吹捧资本家的学者高明的地方。 在中国贵族经济学家则以吴敬琏、茅于轼为代表，经济学者吴敬琏总是以贵族自居，甚至在演讲中以自己从小学到大学都在贵族学校上学为荣，甚至提出中国大学应该培养“贵族” ，可见他自己的贵族思想是多么的严重。茅于轼更是如此，虽然不像吴敬琏喜欢用贵族一词，但喜欢用“精英”自居，因为吴是贵族，而茅家根本算不上贵族，只能算精英，而他们的精英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一度享受贵族待遇，甚至提出精英主导社会，主导变革等，其实都差不多。 中国出身卑微的经济学家当时张维迎和陈志武了，吴敬琏等人的童年全是美好的回忆，而张维迎和陈志武则更多是贫困的记忆，这在两人的回忆性文章中经常看到，这些在贫困中长大的学者往往存在着很强的补偿心理，一但成功后，必须马上补偿回来，因此天天吹捧资本家精神，频频向资本暴发户邀宠也就不难解释了。 其实庸俗经济学从来就不是西方经济学主流，他们疯狂的向正统经济学进攻，以掩盖自身概念、理论、体系的缺憾，一般理论素养极差，只有破，没有立，很难提出有针对性，现实性的观点！虽然人数众多，一时星光熠熠、人头攒动，但最终不会获得主流经济学的认同，以批判政府，兜售右翼民粹主义为晋身之阶，哗众取宠！ 相反中国的左派学者中，反而大部分都出身优越，比如郎咸平出身在大学教授家庭父亲是国民党空军少将，母亲是高中化学名师，其父母是东北大学同学。 在中国经济学家们往往呈现的是缺乏良知的感觉，其实事情并非这样，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之前就已经是声誉卓著的道德教授了，马歇尔将经济学看做经济学视做“精明的科学和热爱人民相结合”的一种职业。加尔布雷斯、阿玛蒂亚森、缪尔达尔更是为减轻贫困，改善社会福利而研究，凯恩斯虽不研究社会福利，但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他却坚决反对向战败国德国索要过多的赔款，他预言如果索要过多赔款，将导致德国的反抗，爆发第二次战争，不幸他的预言成为了事实，二战结束后，战胜国们吸取了一战的教训，再也不管战败国索要赔款了，相反的是在战争一结束，就马上帮助战败国复兴经济。同样加尔布雷斯在二战时也反对盟军对德国进行狂轰滥炸，越战时，更是反对越战，甚至不惜与自己的好友约翰逊总统决裂，实践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美国如果早点结束越南，其损失要小很多。当然这些人的呼吁是有经济学做基础，但更多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良知，战争不可避免，但过度的生灵涂炭则不是必要的。 阶级分析也不可能百分百准确，因为人会变化，会受到进步思想影响，而做出与其阶层不同的行为，但阶层分析往往又是那么的有效，是因为这种与自己阶层特征不同的人毕竟很少，绝大部分人都不能免俗，因此又往往出奇的准确。 现在阶级分析法现在不太用了，但不等于失灵，因为现在的利益比较复杂了。一个现代公民，首先有三种身份，首先是地域身份，第二是职业身份，第三才是阶层身份。现在职业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地域身份和职业身份也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 比如在美国，加州是民主党的票仓，因为硅谷等高科技产业在加州，民主党一直对高科技产业照顾有加，所以加州人都喜欢民主党，况且加州人很多都是搞科技的，所以支持民主党，民主党在美国主要代表中下层人民的利益，但由于一直支持高科技，所以比尔盖茨等靠高科技发财的人也支持民主党，这就是职业身份在起作用。 但也有阶层的影响，比如美国加州的华人属于政治上的弱势群体，华人在美国政府那里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好处，所以美国的华人从来不支持主张大政府的民主党，传统上支持共和党，因为加州华人非常多，所以很多民主党都担心因为华人导致加州变色，所以近年开始频繁的拉拢华人，向华人示好。美国的华人就跟佛利德曼这种人是一样的，从来就没从政府那里得到过好处，也就自然认为政府不好，政府从来没关怀过他们，当然他们也对政府不信任。 中国的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都比较支持政府，因为他们从政府那里得到过好处，80后支持政府的也不少，但到了90后、00后，这些人就难说了。特别是90后这代人处于小政府主义的高峰期，也是政府承担社会责任最少的时期，目前这些人成为网络舆论的主要参与者，政府从没有关怀过这代人，怎么可能指望这代人支持政府，信任政府呢，中国虽然推出了免费义务教育，营养午餐计划，这些人也许会更信任政府，但这至少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就是留守儿童阶层，电视媒体经常做这类节目，但这类节目只能呈现一种社会状况，也很难提出改善性建议，这类节目的结尾往往主持人用引用一段话，那就是“社会现在怎么对待他们，将来他们就怎么对待社会”，这是一句狠话，但事情又何尝不是如何，要想让人民支持政府，首先还是要让人民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