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深圳军产房新盘 埃及“军产” 倒“穆”策源
他们的经营范围从军火到通心粉，国家审计、检查部门无权过问。而谁触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推翻谁。 军队经济尾大不掉 2011年2月，埃及军方在关键时刻“逼宫”，被公认是导致统治30年之久的政治强人穆巴拉克倒台的“胜负手”；2013年7月初，一度被认为“忍气吞声”的埃及军方再度发难，将执政刚满一年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政府赶下了台。 军方屡屡干政的原因是复杂且多样的，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确保自身的经济特权。据维基解密的资料，军方掌握的经济力量在埃及GDP总量的比重估值从8%到40%。 萨达特上任后，尽管政治上向美国靠拢，但在经济领域，军方的角色非但没有变淡，反倒更加具有支配性。 1975年，埃及以“推动阿拉伯工业化、加强对抗以色列能力”为由，发起建立了“阿拉伯工业化组织”，该组织当时由埃及、沙特和阿联酋三国参股，但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埃及境内。 1993年，沙特和阿联酋退股，将所拥有股份折价13亿美元转让给埃及，从此“阿拉伯工业化组织”成为埃及最重要的国营企业集团。由于具有浓厚军工色彩，该集团的生产受到军方高度支配，目前拥有工人1.6万名，工程师1250名，工厂10间，军工方面，可在外国帮助下自行生产坦克装甲车辆、喷气式飞机，民品方面，则可生产精密机床、家用电器、光电产品和工业设备等，是阿拉伯世界综合工业化程度最高、技术含量最高的大型工业企业联合体。 军方不仅在工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占据支配权，在一些新兴经济领域，如通信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他们也如鱼得水，因为军方拥有电信通道和基础设备的支配权，以及众多适宜开发的名胜风景区地皮使用权，大多数省、市领导也是退役将领出身，任何私企、外企想绕开军方独立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穆巴拉克接掌政权时，埃及20%的就业人口在国企内任职，工业总产值的50%、银行、保险业的90%由国营经济支配。1992年，带有官方色彩和美国背景的“埃及经济研究中心”（ECES）成立，开始研究“私有化改革”问题，而更早1年，这项研究就在穆巴拉克小儿子贾迈勒主持下悄然开始，目的是将全国350家国有企业（合计总资产1000亿美元）私有化。到2000年，埃及政府宣布私有化进程“提速”，大量国企被迅速转变为“私企”。 然而“私有化”改革并未真正触及军方对经济的支配权：由于军方长期享有特权，“私有化”过程中他们同样垄断了话语权，将大量国资“贱卖”给具有军方背景的家族和个人，或以国资为可居的奇货，进行权力寻租。由于“私有化”的最大赢家，是穆巴拉克家族及其亲信，对于军方在经济领域的继续坐大，他们事实上无法干预。 不过穆巴拉克家族借“私有化”在经济领域扩张势力，却引起军方对自身经济特权的恐慌，颠覆穆巴拉克政权，彻底清算其包括经济遗产在内的遗产。 由于军方收入和军事预算均属不能公开的国家机密，军方究竟在埃及经济中占据多少份额，谁也难以精确估计，其占GDP总量的比重估值相差悬殊，最低为8%，最高竟为40%。 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军援约13亿美元，这些军援直接交给军方，政府不得过问，而军方直属企业多达30多家，经营范围从军火到通心粉，从皮卡车到加油站和餐厅，而国家审计、检查部门甚至无权过问。 军队经济成为政治导火索 1952年，埃及青年军官纳赛尔发动“7·23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建立了由军人直接执政的共和国，此后接连三代总统均系军方出身（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 此时的埃及，在西亚、北非范围内，已算工业化程度较高、经济和文化较发达的国家，但和工业化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轻工业（尤其纺织业）是工业的主体，被认为是国家自立、自强支柱的重工业一片空白，电力、现代交通、公共基础设施等也极度落后，和历届埃及军人执政者“充当阿拉伯世界政治领袖”的勃勃雄心极不相称。 鉴于此，纳赛尔开始了大手笔的现代化建设：在苏联等外援“输血”下，在近乎一张白纸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以重工业和军事科工为主体、几乎无所不包的国有经济体系，并使之成为埃及经济的命脉。 主观上，纳赛尔一直坚信，在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埃及，起步阶段必须实行“精英治国”，而军队则是埃及精英最集中、最可靠的部门，也是埃及职业阶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最集中的范畴，因此，他将新兴的国营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控制权，普遍交给有军方背景的人物，甚至，上述部门的各级中层、部门领导者和技术专家，也普遍和军方有关；客观上，脱胎于半殖民化国家的埃及，共和国建立之初工业化程度低，教育不普及，科技不发达，相对西化的军队，的确集中了最多的现代化人才。 纳赛尔并未让军方直接管理企业，也未让军方将领单独或合股拥有任何企业、商业机构的股权，而只是把经营权、管理权和规则制定权交给了军人们，但这种做法一方面无法阻止军人们迅速攫取经济特权，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和资金都属于国家，经营者缺乏责任心，他们的升迁、调职，完全是军队官僚体系内的事，而与企业经营好坏无直接关系，这就造成企业、部门经营者将大量资源和精力用于军队官场上的人际关系，而企业经营、管理则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和浪费严重。 纳赛尔推动军方掌控经济 当地时间2013年7月9日，埃及开罗，埃及被罢黜的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持续示威。穆斯林兄弟会声称将持续示威，直到穆尔西重掌政权。 从纳赛尔时代起，埃及就不断有人试图挑战军方的经济特权，但由于军队在埃及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各种努力均难以奏效。穆巴拉克的“私有化”因试图以家族特权取代军队特权，以家族腐败取代军队腐败，最终以反被军方推翻而告终。 穆尔西的兄弟会政府上台后，一方面从政治上承诺不干预军方特权，另一方面试图采取“加帽子”“掺沙子”等方法，逐步削弱军方势力对经济命脉的控制。 今年5月22日，穆尔西下令停止国企私有化，并试图任命听命于自身的国企管理人员，甚至穆尔西儿子也在今年2月试图进入埃及航空部一家国有企业任职。不仅如此，兄弟会还紧锣密鼓地更换地方行政首长，原本多为退役军人的省长，纷纷被兄弟会体系的人物所取代，政变前夕，埃及总共27个省长中，已有11人为兄弟会背景，其中6月份突击任命的就多达7人。 很显然，倘任由这种局面发展，军方在经济领域的特权，包括经营权、人事权和财政独立权，将逐渐受到兄弟会政府的侵蚀，这已触犯了军方的底线，并构成军方倒戈的重要诱因之一。 然而问题并未因政变而解决。 此次政变的直接导火索，是由自由派、世俗派、工团主义者和左翼反对派组成的“救亡阵线”（NSF），自6月26日起开始上街游行、示威“倒穆”，而NSF中人数最多、“战斗力”和“耐力”最强的几个组织都属工团主义和青年团体，包括“四月六日运动”等。这些组织为推翻穆尔西和兄弟会政府，采取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策略，对军方的政变发出欢呼，甚至喊出“军方做什么都是对的”口号。但不论穆巴拉克时代或后穆巴拉克时代，这些“广场派”都是反军方经济特权呼声最高、斗争最激烈的组织。 2011年的“尼罗河革命”，这些“广场派”也曾给军队献上鲜花，但“革命”后很快反目为仇，成了军方最激进的反对者，当时曾有人评论称，他们和军方唯一的共同语言是反对穆巴拉克，一旦穆巴拉克消失，彼此就成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威胁。如今的情况正相仿佛——唯一共同语言是“倒穆”，一旦兄弟会威胁暂时消退，这些连组织名称都带有浓厚反军队经济特权的群众组织，还能对军方的经济特权继续无动于衷，或认为“军方做什么都是对的”么？而一旦他们发难，作为军方而言，卧榻之侧，又岂容他人鼾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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