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军产房新盘 埃及“军产” 倒“穆”策源



     他们的经营范围从军火到通心粉,国家审计、检查部门无权过问。而谁触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推翻谁。

  军队经济尾大不掉

  2011年2月,埃及军方在关键时刻“逼宫”,被公认是导致统治30年之久的政治强人穆巴拉克倒台的“胜负手”;2013年7月初,一度被认为“忍气吞声”的埃及军方再度发难,将执政刚满一年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政府赶下了台。

  军方屡屡干政的原因是复杂且多样的,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确保自身的经济特权。据维基解密的资料,军方掌握的经济力量在埃及GDP总量的比重估值从8%到40%。

  萨达特上任后,尽管政治上向美国靠拢,但在经济领域,军方的角色非但没有变淡,反倒更加具有支配性。

  1975年,埃及以“推动阿拉伯工业化、加强对抗以色列能力”为由,发起建立了“阿拉伯工业化组织”,该组织当时由埃及、沙特和阿联酋三国参股,但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埃及境内。

  1993年,沙特和阿联酋退股,将所拥有股份折价13亿美元转让给埃及,从此“阿拉伯工业化组织”成为埃及最重要的国营企业集团。由于具有浓厚军工色彩,该集团的生产受到军方高度支配,目前拥有工人1.6万名,工程师1250名,工厂10间,军工方面,可在外国帮助下自行生产坦克装甲车辆、喷气式飞机,民品方面,则可生产精密机床、家用电器、光电产品和工业设备等,是阿拉伯世界综合工业化程度最高、技术含量最高的大型工业企业联合体。

  军方不仅在工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占据支配权,在一些新兴经济领域,如通信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他们也如鱼得水,因为军方拥有电信通道和基础设备的支配权,以及众多适宜开发的名胜风景区地皮使用权,大多数省、市领导也是退役将领出身,任何私企、外企想绕开军方独立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穆巴拉克接掌政权时,埃及20%的就业人口在国企内任职,工业总产值的50%、银行、保险业的90%由国营经济支配。1992年,带有官方色彩和美国背景的“埃及经济研究中心”(ECES)成立,开始研究“私有化改革”问题,而更早1年,这项研究就在穆巴拉克小儿子贾迈勒主持下悄然开始,目的是将全国350家国有企业(合计总资产1000亿美元)私有化。到2000年,埃及政府宣布私有化进程“提速”,大量国企被迅速转变为“私企”。

  然而“私有化”改革并未真正触及军方对经济的支配权:由于军方长期享有特权,“私有化”过程中他们同样垄断了话语权,将大量国资“贱卖”给具有军方背景的家族和个人,或以国资为可居的奇货,进行权力寻租。由于“私有化”的最大赢家,是穆巴拉克家族及其亲信,对于军方在经济领域的继续坐大,他们事实上无法干预。

  不过穆巴拉克家族借“私有化”在经济领域扩张势力,却引起军方对自身经济特权的恐慌,颠覆穆巴拉克政权,彻底清算其包括经济遗产在内的遗产。

  由于军方收入和军事预算均属不能公开的国家机密,军方究竟在埃及经济中占据多少份额,谁也难以精确估计,其占GDP总量的比重估值相差悬殊,最低为8%,最高竟为40%。

  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军援约13亿美元,这些军援直接交给军方,政府不得过问,而军方直属企业多达30多家,经营范围从军火到通心粉,从皮卡车到加油站和餐厅,而国家审计、检查部门甚至无权过问。

  军队经济成为政治导火索

  1952年,埃及青年军官纳赛尔发动“7·23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建立了由军人直接执政的共和国,此后接连三代总统均系军方出身(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

  此时的埃及,在西亚、北非范围内,已算工业化程度较高、经济和文化较发达的国家,但和工业化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轻工业(尤其纺织业)是工业的主体,被认为是国家自立、自强支柱的重工业一片空白,电力、现代交通、公共基础设施等也极度落后,和历届埃及军人执政者“充当阿拉伯世界政治领袖”的勃勃雄心极不相称。

  鉴于此,纳赛尔开始了大手笔的现代化建设:在苏联等外援“输血”下,在近乎一张白纸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以重工业和军事科工为主体、几乎无所不包的国有经济体系,并使之成为埃及经济的命脉。

  主观上,纳赛尔一直坚信,在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埃及,起步阶段必须实行“精英治国”,而军队则是埃及精英最集中、最可靠的部门,也是埃及职业阶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最集中的范畴,因此,他将新兴的国营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控制权,普遍交给有军方背景的人物,甚至,上述部门的各级中层、部门领导者和技术专家,也普遍和军方有关;客观上,脱胎于半殖民化国家的埃及,共和国建立之初工业化程度低,教育不普及,科技不发达,相对西化的军队,的确集中了最多的现代化人才。

  纳赛尔并未让军方直接管理企业,也未让军方将领单独或合股拥有任何企业、商业机构的股权,而只是把经营权、管理权和规则制定权交给了军人们,但这种做法一方面无法阻止军人们迅速攫取经济特权,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和资金都属于国家,经营者缺乏责任心,他们的升迁、调职,完全是军队官僚体系内的事,而与企业经营好坏无直接关系,这就造成企业、部门经营者将大量资源和精力用于军队官场上的人际关系,而企业经营、管理则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和浪费严重。

  纳赛尔推动军方掌控经济

  当地时间2013年7月9日,埃及开罗,埃及被罢黜的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持续示威。穆斯林兄弟会声称将持续示威,直到穆尔西重掌政权。

  从纳赛尔时代起,埃及就不断有人试图挑战军方的经济特权,但由于军队在埃及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各种努力均难以奏效。穆巴拉克的“私有化”因试图以家族特权取代军队特权,以家族腐败取代军队腐败,最终以反被军方推翻而告终。

  穆尔西的兄弟会政府上台后,一方面从政治上承诺不干预军方特权,另一方面试图采取“加帽子”“掺沙子”等方法,逐步削弱军方势力对经济命脉的控制。

  今年5月22日,穆尔西下令停止国企私有化,并试图任命听命于自身的国企管理人员,甚至穆尔西儿子也在今年2月试图进入埃及航空部一家国有企业任职。不仅如此,兄弟会还紧锣密鼓地更换地方行政首长,原本多为退役军人的省长,纷纷被兄弟会体系的人物所取代,政变前夕,埃及总共27个省长中,已有11人为兄弟会背景,其中6月份突击任命的就多达7人。

  很显然,倘任由这种局面发展,军方在经济领域的特权,包括经营权、人事权和财政独立权,将逐渐受到兄弟会政府的侵蚀,这已触犯了军方的底线,并构成军方倒戈的重要诱因之一。

  然而问题并未因政变而解决。

  此次政变的直接导火索,是由自由派、世俗派、工团主义者和左翼反对派组成的“救亡阵线”(NSF),自6月26日起开始上街游行、示威“倒穆”,而NSF中人数最多、“战斗力”和“耐力”最强的几个组织都属工团主义和青年团体,包括“四月六日运动”等。这些组织为推翻穆尔西和兄弟会政府,采取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策略,对军方的政变发出欢呼,甚至喊出“军方做什么都是对的”口号。但不论穆巴拉克时代或后穆巴拉克时代,这些“广场派”都是反军方经济特权呼声最高、斗争最激烈的组织。

  2011年的“尼罗河革命”,这些“广场派”也曾给军队献上鲜花,但“革命”后很快反目为仇,成了军方最激进的反对者,当时曾有人评论称,他们和军方唯一的共同语言是反对穆巴拉克,一旦穆巴拉克消失,彼此就成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威胁。如今的情况正相仿佛——唯一共同语言是“倒穆”,一旦兄弟会威胁暂时消退,这些连组织名称都带有浓厚反军队经济特权的群众组织,还能对军方的经济特权继续无动于衷,或认为“军方做什么都是对的”么?而一旦他们发难,作为军方而言,卧榻之侧,又岂容他人鼾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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