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8日,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发表演讲。在讲演中,他力促中国“向外国竞争开放它的金融部门,包括允许外国拥有中国银行的所有权”。1鲍尔森强调说:“外国的投资者参与中国的金融市场,就会加速必要的改革,有助于中国建立强大的国内资本市场。”
像他的前任们一样,鲍尔森始终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采取资本自由流动、灵活的汇率和消除金融市场管制的政策。目前,在承受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巨大压力之后,鲍尔森再一次勇往直前,“要求中国向外国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经纪公司开放它的多个部门,取消对外国公司持有中国金融机构股权的最高限制”。2
为了对外国接管中国的银行进行辩护,鲍尔森经常重复同一个老套的主张,即“中国的银行、资本市场和投资系统效率低下,从技术上来说已经破产,绝对需要外国的刺激”。3换而言之,中国的金融体系应该加以整合,效仿美国的模式,并由美国人主导。不幸的是,对鲍尔森和美国的金融资本来说,2007年的次债危机和华尔街金融投机者过去数十年盗取第三世界国家财富的行为,充满暴露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掠夺本性,也充分暴露了所谓“先进的”美国资本市场或金融体制的优越性的错误。自从1999年撤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之后,由于政府几乎不再进行监管,美国取消了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解决腐败、金融操控和‘内部交易’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5000多家银行倒闭”。4《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经营证券投资业务,因而把它们二者分离开来。
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打开了美国金融业并购的闸门,因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合并成为一家大公司。结果,金融业越来越集中在花旗集团等少数强大的投资银行集团手中。花旗集团是美国的主要银行集团,也是世界最大的银行集团, 成立于1998年,由美国最大的银行花旗银行的母公司花旗集团和保险公司巨头旅行家集团合并而成。
在缺乏管制的情况下,利益冲突和自私行为日益成风。在“互联网泡沫”和通讯巨头世通公司破产之后,花旗集团分析师杰克·格鲁布曼(Jack Grubman)被指控歪曲了关于世通公司的研究报告,以换取投资银行业务。格鲁布曼承认,即使在世通公司正在倒闭的时候,他的老板还向他施加压力,要求维护该公司股票的购买评级,结果电讯部门的投资者损失了总共2万亿美元。花旗集团同意支付26.5亿美元来解决投资者的集团诉讼。5. 6
次债危机证明了美国银行的这种自私堕落行为更为普遍:贷款人同评级机构合谋,设计出被称为“债权抵押证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 CDOs)的债券。这些债券被吹捧为稳健的投资,然后出售给机构投资者和国际银行,包括中国的银行。7. 18. 19美国的银行家在发放抵押贷款时并不进行信用检查,为了增加每月的利润而把谨慎抛之脑后。结果,这些抵押资产一旦作为谨慎的投资进行兜售,就吸引不到任何买家。这引发了金融界中的恐慌,因为次级抵押债券不可能有任何价值。因而,连美国金融机构的信誉也遭到了怀疑。这充分暴露了次级抵押债券和其他抵押资产的秘密,也导致美国的金融体系本身失去了信心。20
贝尔斯登公司的破产充分证明了这种信心的丧失。贝尔斯登是美国华尔街第五大蓝筹股投资银行,积极参与债权抵押证券市场,“以即使在整个负债经营的华尔街都疯狂的时候也坚持杠杆投资而著称。该公司的有形资产资本是111亿美元,却支撑着3950亿美元的资产,杠杆率超过35:1。” 8这种杠杆率闻所未闻,即使在鲍尔森和美国公司经常贬之为“已经破产”3和“欠发达”1的中国银行体系中也是如此。相反,恰恰是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崩溃,因为“贝尔斯登的股价去年10月是130美元,在2008年3月14日周五收盘时跌倒30美元,到3月17日周一开盘时又跌倒了3.17美元。实际上,它在一夜之间陷入了破产的境地。” 17美联储提供了290亿美元的资金担保来拯救贝尔斯登。由于次债危机,美国金融机构据说已经损失了9450亿美元。由于这种规模的损失,美国的银行体系事实上已经破产。.22
美联储之所以出手拯救贝尔斯登,主要原因之一是贝尔斯登的破产将会拖垮所有金融资产的价值,从而破坏美国所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这会给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不过,更不妙的是,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尤其是在信贷违约互换市场上,贝尔斯登都是一个重量级的参与者。目前,全世界的信贷违约互换市场总额已达到62万亿美元。因而,作为巨额信贷违约互换的对手,贝尔斯登的破产不仅会对美国金融体系产生一种瀑布效应(cascading effect),而且会也产生全球性的影响。换句话说,“美联储挺身而出,阻止被称为‘系统风险’的传染病。” 9
衍生交易尤其是信贷违约互换市场的这种系统风险是一颗定时炸弹,或者说是美国金融体系的“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鲍尔森和他的许多前任却非常喜欢力劝中国效仿和融入这样一种体系。
近年来,信贷违约互换发展成一种投机工具。在这种工具中,投机者并不拥有公司债券等证券,但仍然能够购买基于证券是否会违约的金融衍生品。信贷违约互换的卖家通常是对冲基金、保险公司或者像贝尔斯登这样的银行。当卖方不能全额偿还债券时,违约中的问题就产生了,因为市场已经消除了管制。因此,作为主要的信贷违约互换卖家,贝尔斯登的崩盘可能造成一种连锁反应,从而破坏美国的整个金融体系。
由于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取消了管制,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发生了改变,从传统上保守、厌恶风险的体系变成了冒险企业的体系。出于发行债券或巨额奖金的目的,美国的审计师、金融分析师、公司的CEO和CFO(例如安然公司)合谋美化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以便推高公司的股价。16
这种金融体制无疑不适合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倘若按照鲍尔森和其他人的建议采用了这样的金融体制,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在这个方面上,中国人民应该尤为清醒看到和记住华尔街投机者在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掠夺行径。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议程,美国投机者通过金融操控窃取了世界各国的财富。南斯拉夫和俄罗斯经济的崩溃以及随后的亚洲和拉美金融危机,全都是金融资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宏观经济干预的帮助下发动这种金融战争的后果。10
通过这种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干预,私人金融资本巧取豪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了泰国、印尼和韩国等国的1000多亿美元“硬通货储备”。这掠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扮演投机者和债权人双重角色的金融操控者来完成的。这种事情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作为美国从里根政府开始消除金融管制的结果,世界最大的银行和证券机构已经合二为一。因此,投机者本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在金融危机后又回来充当债权人,决定哪些还有希望的企业应该以特价拍卖给外国投资者。11
这种拍卖过程通常包括私有化,因而我们可以明白鲍尔森和其他人经常力劝中国领导人把银行私有化的原因了。在苏联解体之后,由于金融操纵和美国经济学家建议实行的政策,俄罗斯的经济经历了超级通货膨胀,俄罗斯人民陷入了绝对的贫困,没有任何储蓄。由于没有国内储蓄,在私有化过程中只有外国人或内部人买得起各种国有资产。当国有资产被拍卖的时候,“内部人基本上免费获得或以1美分来购买1美元的国有资产”。12然后,他们转手倒卖,按照2美分的价格出售1美元的资产。结果,“美国投资了10亿美元,就会获得1000亿美元”的资产,从而控制了俄罗斯的原材料、农业、土地、房地产和制造业。12
中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来自华尔街的鲍尔森之流假装是中国的朋友。按照他们所倡导的国有银行私有化或首次公开募股过程,美国的金融资本斩获颇丰。鲍尔森及其新闻界中的朋友首先就坏债问题指责中国银行的经营,然后说“中国银行缺乏可靠的数据,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的真正程度并不清楚和支付能力不足”,进而指责中国的银行体系已经破产。1因此,在对中国银行的股份提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超低报价后,他们蜂拥而来,在中国银行首次公开募股期间购买大量的股票。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以30亿美元购买了中国建设银行9%的股份,然后这些股票的市值一下子增至300亿美元,增加了1000%。同样,在随后处置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的过程中,西方银行也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因为它们支付的价钱只是这些贷款帐目价值的零头。这是一种金融盗窃或最高级的公开抢劫,而元凶竟然是假装成朋友的那帮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像中国这样一个主权国家中,竟然会允许这种金融盗窃和骗局发生。
在教导中国时,鲍尔森最喜欢讲这样一个童话故事,即像美国一样,发展一个有外国参与的强大金融市场。他说:“时间就是关键;中国等得越久,建立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就越困难。” 1只要看一看美国过去25年来发展赌场经济的经历,任何心地公正的人都会得出如下结论:美国的这种金融体制恰恰是中国不应当效仿或融入的。在美国,在始于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旗帜下,许多投资资本从生产性的经济部门流入到投机性的金融部门,因此美国的工业基本上已经空洞化。如今,美国已经破产,而且美国政府无力偿还它的债权人。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里根及其继任者忽视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国内政策。军事开支和消费社会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增长放缓、就业减少、债务增加、资产膨胀和金融投机。资产膨胀加上投机最终造成了经济危机,1987年黑色星期一的金融危机和2007年的次债危机就是证明。这种全面的危机暴露了美国金融体制的腐朽本性,而鲍尔森及其华尔街的朋友们却如此急切地向中国领导人和其他决策者推荐这种金融体制。只有傻瓜才会买鲍尔森的狗皮膏药,而且鲍尔森应该为自己如此公开地叫卖这种狗皮膏药感到羞耻。
事实上,连一位美国学者也承认鲍尔森及其前任观点的错误。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明确地反驳鲍尔森的观点:“几十年来尽管国际机构、华尔街和一些学者再三重复,但是关于中国金融体制破产的说法已是陈词滥调。数据显示,在多方面经历著快速改革的中国金融行业成功地将资金传送到必要的基础设施、有盈利能力的企业、住房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上。” 3
面对中国银行体系成功的明确证据和中国国有银行资产私有化的低价出售经历,中国仍然有人希望进一步开放中国的金融体系,允许外国人控制中国的银行业,并把这称为一种“双赢”的局面。21外国人接管中国的银行业,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个不幸的日子,对中国人民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因为一旦外国金融资本控制了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国事实上将会成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通过金融操控,外国的金融资本将会窃取中国人民辛苦积攒的积蓄。中国的经济建设将会停止不前,因为大部分资本将会被输送到非生产的投机部门中,而这只是为了美国金融集团的利润和利益。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某些爱国者会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吗?
注释:
1. Robb Greg: “China should open banking to foreigners: Paulson” March 8, 2007 Market Watch.
2. “China banking reform to be urged” inflove.com.
3. Keidel Albert: “America’s New China Dialogue” October 26, 2006 Carnegie Endowment.
4. Chossudovsky Michel: “The Globalization of Poverty”, p. 316.
5. Wikipedia: “Citigroup”.
6. 21st Century Citigroup Links: “The Dotcom and Technology Bubbles”.
7. Hudson Michael, “The New Road to Serfdom”, May 2006 Harper Magazine.
8. Boyd Roddy, “The Last Days of Bear Stearns”, April 14, 2008, Fortune.
9. Loomis Carol, “Can Anyone Run Citigroup: May 5, 2008, Fortune.
10. Chossudovsky Michel, “The Globalization of Poverty”, p. 321.
11. Ibid., pp. 322-324.
12. Hudson Michael, “Debtor Nation”.
13. Chossudovsky Michel,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Third World Net Work.
14. MSNBC, “Bank of America buys stake in China bank: June 17, 2005.
15. Conway Edmend, “U.S. could be going bankrupt”, July 14, 2006, Telegraph.
16. Business Week, “What Went Wrong”, April 11, 2005.
17. Mish’s Global Economic Trend Analysis, “Now Presenting Deflation: March 17, 2008.
18. Tustain Paul, “Bear Stearns, Hedge funds and toxic waste”, June 22, 2007, Bullion Vault.
19. Chung Olivia, “China shying from the shaky U.S. mortgage market”, July 26, 2007 Asia Time Online.
20. Evans Pritchard Ambrose, “Bank set to call a swathe of loans”, June 6, 2007, Telegraph.
21. Li Wei, “Boost the Economic Growth by Promoting the Concurent Reforms of Banking and Enterprise” Sept 12, 2004,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22. Dey Iain, “U.S. banks Citigroup and Merrill Lynch revel fresh $15 bn loss” April 13, 2008, The Sunday Times.
23. Zhou Yi, “Foreign Investment in Non-performing loans in China”, October 2007, China Law and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