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德是个好字眼，“德不孤，必有邻”、“小成靠智，大成靠德”、“以德治天下，天下德为先”，随便这么一说就能举出许多名言，可见德对一个人，一个组织乃至一个国家的成功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然而如同圣奥古斯丁谈论时间时说的“没人问我们时我们还觉得了解一些，一旦要努力说明它时却是一无所知”那样，在对德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时，似乎也有了点奥古斯丁式的感觉。
在人的生活中当然缺少不了德，那种抱有“宁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或者“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观点的人毕竟稀罕，世人在评价人物时也总是离不开议论有德还是无德，比如清人王希廉在评点《红楼梦》书中人物时说：
“王凤姐无德而有才，故才亦不正；元春才德固好，而寿既不永，福亦不久；迎春是无能，不是有德；探春有才德，非全美；惜春是偏僻之性，非才非德；黛玉一味痴情，心地狭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宝钗却是有德有才，虽寿不可知，而福薄已见；妙玉才德近于怪诞，故身陷盗贼；史湘云是旷达一流，不是正经才德；巧姐才德平平；秦氏不足论，均非揭露之器；此十二钗所以俱隶薄命司也。”
企业当然也讨厌无德之人，如果你问企业是喜欢奸才与德才，它会毫不犹豫指向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理由很简单，有德无才给企业带来的风险要比有才无德小得多，因为前者给企业带来的危害有限，至少不会恶意损坏企业的利益，相反有才无德的人会费尽心机祸害企业，甚至可以把企业卖掉，他的才越高对企业的危害越大。然而怎么才能算是有德呢？离我们时代最近的一个解释是“又红又专”中的“红”。
“又红又专”最初是一个政治概念，是被当作选拔党的干部标准流行起来的，“红”是指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党的领导，“专”是指要学习和掌握专业知识，成为本行业的行家里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
作为毛泽东时代的特有产物，这个标准很快从党内延伸到党外，从工厂来到了农村，使得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对个人利益的蔑视，成为那一代青年不容置疑的价值取向。
无需多说，现在如果将这种内涵的东西搬进企业办公室，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虽然也有人认为像GE之特别强调的公司价值观也属于“又红又专”的行为，但只要看一看人家员工价值观卡上书写的内容是“痛恨官僚主义、开明、讲究速度、自信、高瞻远瞩、精力充沛、果敢地设定目标、视变化为机遇以及适应全球化”，你就知道两者之间的实际差别了。
时间再往前推移，德大概就是指“仁、义、忠、孝、信”之类的了，但仔细掂量一下，这些概念包含的内容也不确定，经常因人的立场而异。
比如往大的方面说，中外历史上许多佞幸之臣对其主子来说无不都是“仁、义、忠、孝、信”， 坏事却干了不少，你显然不能说他们是有德！
还有，企业老板对员工的要求往往都是“靠得住”，希望他们“对外要狡猾得象只狐狸，对老板要清澈透明，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自私”，对此你会下何种结论呢？恐怕是既不好说有德又不便说无德。
既然“又红又专”和“仁、义、忠、孝、信”都差强人意，德的外延还要进一步泛化，那就只能把它推广为一种内心约束了。
在这个定义中，有德就是知道作人要有内心的约束，不可以己之私欲坏了约束。观人以德，就是要摸清此人心中有无约束，有约束的人，其内心深处有一双良知的眼睛在盯着，时时告诫自己行事处人不要违纪，即使心中有怨恶也会以约束来调整自己，即使犯了约束也会自寻改过矫正，另一方面，无良知所导致的约束，可以说都是无德之人。
讨论至此，按说可以告一段落了。但继续再想想，你会发现这种说法虽然站住脚了，可是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天知道那个内心约束是个啥？这个虚无缥缈的“约束”与《黄帝内经》里提到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正气”一样都是不好把握的。
怎么办？我们如果仅仅陷在这个圈子里进行讨论，恐怕一时三刻得不出真正令人满意的结果，那么不如换个视角来思考。
站高一点看，GE的竞争优势首先来自于其良性的制度，国内的万科公司之所以也能做得比较成功，正确的价值观自然重要，其实更得力于它产权结构的合理，以其良性的制度约束迫使管理团队始终以职业经理人的操守严格要求自己。但丁的名言“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然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虽然常让人引用，可“作为一个管理者，在他应该具备的能力中，职业性技术约占百分之二十五，革新的创造能力约占分之二十五，其余百分之五十，应该是‘教养’”（约塞夫·巴基尔语）这样的话更实用。
企业如果真钟情“德”这个概念，不妨把它理解为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把它解释为要具备诚实、勤奋、上进、善良、有责任心等基本的教养，这样也许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