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勒班陀海战的胜利，改变了基督教国家长期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欺凌的历史，让基督教徒认识到了依托团结和联合精神组成的“神圣同盟”的力量。此后，基督教国家开始走上世界舞台的前台。
欧罗巴命运的转折点——勒班陀大海战
文/王 军 史 亮
看过《堂·吉诃德》的读者，可曾知道该书作者M·塞万提斯曾经也是鏖战疆场的勇士？让其获得荣誉也让其失去一只手臂的激烈海战，正是西方历史上有名的“改变欧罗巴命运之战”——勒班陀大海战（Battle of Lepanto）。
1571年10月7日，希腊古城勒班陀附近的帕特拉斯湾湾口，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信奉基督教的“神圣同盟”（威尼斯、西班牙、罗马教皇、马耳他等国）进行了一次大海战。双方海战力量势均力敌，土耳其一方率先进攻，但“神圣同盟” 舰队凭借火炮和战术优势，打乱了土军的战斗队形，并击毙了其战场统帅，最终全歼土耳其主力舰队。M．塞万提斯当时在同盟军的“侯爵夫人”号大桡战船上领导一个西班牙士兵排，表现神勇。
勒班陀海战是桡桨战船队（即主要使用多组并列长桨作为行船动力的古代船型）的最后一次大会战。战斗中，同盟国士兵首次大量使用土耳其人所没有的火绳枪和防箭装具。此后，火炮及其他火器在海上作战中愈来愈重要，也加速了风帆船舰队的发展。因此，勒班陀海战在军事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勒班陀海战改变了基督教国家长期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欺凌的历史，强化了西方国家依托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团结和联合精神，也激起西方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勇气。勒班陀海战之后，基督教国家开始走上世界舞台的前台。所以，探索西方世界崛起的奥秘，一定不能错过对这场海战的思考。
战争前段——欧罗巴面临危机
1569年9月，威尼斯兵工厂发生爆炸，损失巨大。君士坦丁堡的间谍未做详细了解，就上报说威尼斯舰队全部毁坏（实际上只损失了四艘船）。于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于1570年4月要求威尼斯割让塞浦路斯岛。
威尼斯政府拒绝了土耳其帝国的讹诈，但却也深知此举将招引战祸。因此，他们立即向所有基督国家提出求救。不过，威尼斯是一个共和国，又是老牌海上强国，历史上得罪了不少西方国王和国家。同时，它还曾一度与土耳其结盟，严重伤害了基督教国家的利益和感情。因此，当威尼斯人求救时，很多国家抱定幸灾乐祸的态度谢绝了他们。
教皇庇护五世(PiusⅤ)认为威尼斯人陷入绝境正是弱小、分散的基督教国家摈除前嫌实现联合并改变命运的良机。他不仅自己出资购置了12艘战船组建一个强大的分舰队，还全力劝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组建盟军支援威尼斯。
此时，土耳其陆军已登陆塞浦路斯岛并攻陷了尼科西亚城，但在岛上最大城市即法玛古斯塔城受到威尼斯守兵的坚决抵抗，战到冬季只好撤退回国。围城阶段，一支拥有200多艘战船的基督教联合舰队就集中在克里特岛一带，却因为内部意见不一致，没有起到任何援助的作用。
庇护五世具有领袖风范和战略思维，他认为这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全面战争已无法逃避，如果基督教国家能在战争中获胜，不仅可以拯救威尼斯，还能重新获得地中海的控制权，在政治地理版图上切断奥斯曼帝国中枢与其非洲统治区的联系，从而有效剪除土耳其再向西欧扩张的实力和勇气。而要达到这种战略效果，当务之急是促使基督教国家形成一种发自内心，排除私利的同盟关系，以将有限的军事力量整合成强大的对抗性资源。
为此，庇护五世从1570年7月起多次召集会议，起草基督教同盟的宪章。尼科西亚的陷落和法玛古斯塔的顽强，让基督教世界的危机意识、同盟精神和作战勇气空前统一：如果法玛古斯塔也陷落，威尼斯人就会投降，必将引起连锁性灾难反应。于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决心支持这个同盟，并坚持任命其弟唐胡安（Don Juan de Austria）为同盟军统帅，而由教皇的海军将领科伦纳为副帅。
战争准备阶段——将帅同心和契约式管理制度交相辉映
“有志不在年高”。当年的唐胡安总司令只有26岁，但英勇热忱，充满牺牲精神，法学家梅里曼评价他“使教皇的十字军精神人格化”。对于成分复杂的联军，总司令若能使各方暂时忘却一己私利，全力为共同目标奋勇前进，实则已是很大的成就。
由于历史的纠葛，基督教国家的联盟会议反复再三，灰心的威尼斯人甚至一度派使臣前往君士坦丁堡媾和。此时土耳其人却过分狂傲，坚决要求无条件投降。而这一段时间，神圣同盟终于宣布成立了。
庇护五世具有大一统的观点，当整个基督教世界遭到威胁，他不再单纯站在西班牙或威尼斯的立场片面地看问题，而是站在所有同盟国的共同利益高度协调组建同盟。为避免历史纠葛的干扰，神圣同盟采用了条约形式来规定同盟者的权利和义务。（这也是后来许多条约的始祖，由此开创了一种通过契约管理强化同盟关系和执行效率的科学模式。）下面，不妨就其重要的条款简单分析一下：
各方确定同盟为永久性的，不仅是为了对付土耳其人，而且也同时以阿尔及尔、突尼斯和提波利为对象。（一开始就有远景设计，把同盟国的长远利益集合在一起，形成了涉及国家同盟思想的稳定性。）
同盟的军力定为桨帆战舰二百艘，其他战舰一百艘，步兵五万人，轻骑兵四千五百人和大量的火炮。三个月间均应准备就绪，以便开往地中海滨海地区，或作其他的远征。
当受到土耳其攻击时，各盟国有协防的义务。战费的一半由西班牙担负，其余一半的三分之二由威尼斯担负，另外三分之一则由教皇担负。（技术数据和时间都有明确的指标，让同盟国的执行效率可以量化，每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都可以及时显现出来，能增强同盟国的团队意识。）
在指导战争时，三国的总司令都有其独立的发言权，但对于已经决定的计划，其执行则由统帅负责。（这可以视为军事民主集中制度的一种典范，即战前多议多论，暴露并解决战略战术思想上的分歧。而在战役实施阶段，却能确保战场指挥权的高度统一，避免力量分散甚至彼此掣肘。）
一切所征服的领土均应照事先约定的方法瓜分。同盟国间若发生了争执，由教皇任仲裁人，在未经全体同意之前，任何国家都不得与土耳其缔结休战、和平和同盟性的条约。（开战前就设计了战果的分配，是一种巧妙的激励制度，再与无单独媾和权限配套，就把同盟国的利益完全捆绑在一起了。）
尽管同盟成立了，但唐胡安总司令仍面对许多困难，他遂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将部队撤散重编，把各国人员绞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各国将领的权威被削弱，不能再单独撤退，而总司令的决断力将不再受到限制。
战争执行阶段——狭路相逢勇者胜
根据战前情报，唐胡安决定立即前进，设法引诱敌人出战。当时土耳其舰队控制着地中海，陆军也比同盟国强大。如果海军战败，一定导致全面入侵。但形势所迫，要保证同盟不瓦解，必须依靠勇敢的指挥，方有一线生机。
在勒班陀之战中，唐胡安为赢取胜利，创造了一系列重要的技术改革：他把巡察舰用作前卫，获得了突破优势；他下令拆下战舰的长喙，使得所有前炮能更自由地运用；他还安排更多的火枪手上舰，在接船跳帮的近身搏斗中占据了火力优势。
为了激励士气，他命令将所有皈依基督的划桨奴隶解除枷锁，并给予武装，还告诉他们若能英勇作战，就可以获得自由，此举使得水手奋不顾身。不仅增加了战船的机动性，还大大提高了单舰的凶悍战斗力。
战前，同盟海军内部经常出现摩擦，唐胡安总司令一度采取很严厉的军规来惩罚，但随军主教及时提出了干预，通过更人性化的协调沟通帮助他化解、降低了团队矛盾，使得开战之后全军协力向前。（宗教人士随军能起到统一思想的特殊效果，这一点在西方军队发展史上极具代表性，苏联红军创建的政治委员制度应视为这种传统的进一步发展。）
经过卓有成效的管理，尽管同盟军组建仓促，但其战舰的火炮火器数量质量和官兵士气却取得了明显优势。当时地中海地区的海军战术，强调通过阵形变化，积极抢夺火力位置优势，并求通过突击，迂回甚至争夺敌船的方式获得胜利。概言之，其战术核心仍与撒拉米斯等古代海战并无多大区别，就是在水面上打陆战。
因此，关于海战的具体细节，本文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有意思的是，在发现敌舰队后，同盟军仍有部分指挥员一度犹豫，但是唐胡安的决心却早已下了，他向各位军官说：“诸位先生，商议的时间已经过去，战斗的时刻到来了。”说完就命令他们解散。（细想一下，历史上真正的大战斗来临时，首长决心能否及时下达，确实是集聚战士勇气最便捷的手段，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毛泽东选集》关于三大战役的相关电文，莫不如是。）
战斗中，同盟军士气高涨，教皇“佛罗伦萨”号上的所有武士战死，“圣约翰”号船员全体殉国。而同盟军的火力装备更发挥出决定性优势，他们通过三次突袭，击毙了土军的总指挥阿里。土军迅即瓦解，旗舰被俘，主力舰队亦被歼灭。
尽管土军一支分舰队侥幸脱逃，同盟军仍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10月17日，“天使”号战舰开入威尼斯传达了胜利的捷报。自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基督教世界中再次迎来宗教团结的狂热，教皇决定把这个胜利当做永久性的节日来纪念（罗马教廷至今仍然遵守此规定）。
本来，基督教徒有机会扩大战果，但是教皇庇护五世于1572年5月逝世，失去了核心领导的神圣同盟从此内部失和，一年后即宣告瓦解。
由于同盟的解散，勒班陀之战的辉煌未能及时延续，以彻底摧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海上霸权，甚至未能收复塞浦路斯岛。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胜利，而从精神层面上来看，更是决定性的会战：基督教徒认识到了他们自己的力量，也找到了将其力量发挥到极致的途径和方法。
启迪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间万物都难逃脱这一自然规律。面对强权逼压，忍气吞声俯首称臣仅能苟延残喘，终究会被历史遗忘。若能抱团反抗，则不仅能捍卫尊严，还有可能赢得取而代之的历史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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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外资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企业大多坚持单干，主要通过渠道、价格优势来对抗。但随着国民收入水平增加、消费观念升级，中国企业和国产产品在一线城市的竞争优势已明显减弱，即便退守二三线城市也难以持久。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企业家“宁为鸡口、不为牛后”的本位主义观念，是中国企业发展的黑洞。这种心态客观上限制了中国企业通过联合、联盟形式实现优势互补，阻碍了企业更集中、更有效、更科学地使用有限资源，也就限制了“中国制造”最终形成完整的产业竞争实力。
其实，通观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极具代表性的温州企业家发家历史，不难发现其强烈的“抱团”文化传统，是如何帮助他们迅速将作坊式企业发展成为较为完善的产业链，不仅有效占据了国内市场，还逐步具备了蚕食国际市场的能力。公平地讲，温州模式属于比较初级的松散联盟形式，其实质更像是一个“产业协调网”。即便这样，在当时的市场背景下已经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因此，当金融风暴的后果越来越明显时，我们更应清醒认识到：文化同宗同源的基因决定了中国企业在民族利益上应该而且必须保持高度一致，“荣则共荣，毁则俱毁”。分散、弱小的中国企业，必须迅速联合形成对抗强大国际企业的核心实力，才能在险恶的环境下生存发展。勒班陀海战案例深刻揭示了西方世界崛起的秘密，更让中国企业家认识到“联合意愿”“执行效率”“奉献精神”“技术创造”等要素有效叠加的强大能量，希望这篇文章能为中国企业家们认识到当前危机及加强横向合作的必要性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