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易的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教授郭田勇先生,另外一位是莫尼塔咨询分析师马青先生。我们今天请两位嘉宾来为我们分析一下百年一遇的华尔街金融危机。
全球央行降息,但道琼斯指数上周依然狂泻,我想请两位谈一下,是不是可以认为,全球联合的降息救市已经宣告失败?
郭田勇:现在如果说全球联合降息是失败了还是为时过早,只能说这轮美国金融危机给投资者信心带来了一种摧毁性的打击,尽管美国、欧洲,包括西方各主要国家央行共同降息,同时往市场上注入资金,但投资者们的信心在短时间内难以被所谓的利好消息完全恢复。
或者说投资者可能会认为,从现在美国实体经济层面发展来看,未来依然有可能会趋于恶化,包括对于上市公司的盈利的预期,和以往相比还会有所降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华尔街股市,包括西方各国股市持续暴跌,大概就反映了投资者对于救市举措到底能不能真正彻底扭转实体经济,还是心存疑虑。
马青: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要判断降息举措是否失败,确实比较难判断,不过可以有把握的说,减息这个政策没有做到对症下药,因为出危机有很多层次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房价跌了20%,紧接着是以房地产为抵押的资产价格的崩溃,就是MBS、NDS债券价格的降低,由此导致银行吸贷,信贷萎缩,谁也不愿意往外借贷,在这样的情况下,降息其实一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不能解决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也不能阻止银行吸贷,没有解决问题。
为什么在降息之后,各个国家的市场没有反映过来,没有解决问题,还是接着跌。昨天,就是礼拜五之后,日本再跌10%,现在非常显然,这个危机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扩散,包括巴西、南韩、墨西哥这些典型的新兴市场一直在跌,股价都在跌,意味着这个周末,在华盛顿召开的七国会议中,一定要拿出更有效的措施才能阻止金融市场的崩溃。
主持人:想请两位谈一下您认为道琼斯指数最终会跌到什么样的位置?
郭田勇:我想是这样,对于现在的危机来看,如果我们不采取救市或降息这样一些政策的话,肯定是不行,但是采取了政策,也未必行,这里边可能就有一个要的力度还没到的问题。
不过反过来看,股票市场本身其实是有一定的投机性或不确定性因素,它经常对经济有一些超前或者滞后的反应,比如经济可能高速增长时,经济增长速度没有那么快,股市涨的可能比经济需要它涨的幅度要大得多。相反,我想,当前华尔街股市下跌,我判断这种下跌可能也存在非理性,就是说,实体经济层面并没有出现深层恶化,但股市下跌的幅度确实有点儿深了,因为它从一万多点现在一直下跌到了8500点左右,已经跌得非常深了,我个人认为不排除有一些机构有投机性因素,大量做空,利用投资者普遍出现的恐慌心理来杀跌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总得来说,不排除华尔街股市对经济的反应有一些非理性的成分,如果这么判断的话,只要美国宏观上的几大救市政策有成效的话,华尔街股市超跌的情况就能有所扭转了。
马青:这轮华尔街股市下跌确实是以前前所未有的,比如每股从它的高点跌到现在跌掉了42%,这是过去71年以来最大的单年跌幅,整个摩根斯坦利指数,全球的新兴市场在过去一年多跌了一半,中国跌了70%多,当然中国下跌的原因跟它不完全一样,不一定是同步下跌,整个跌幅是非常大的,会跌到多深,什么时候可以停止这点很难判断,不过有一点很有意思,比如大家看一些规模巨大的公司,像通用、克莱斯勒等老牌工业企业公司,它的股市市值,如果你做空来调整,已经跌到了1929年时美国大萧条的水平。前几天有个笑话,说布什接见了通用等几家公司的总裁,大家开玩笑说是布什接见了几家中小企业的代表,因为股市跌的已经让它们接近中小企业了。
郭田勇:股市把这么大的企业跌成了中小企业,跌得好象……你想这些公司再受损失,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也不可能让公司的规模跌的相当于1929年水平了,这恐怕还是有点矫枉过正了。
主持人:第三个问题,投资银行第一次从华尔街全部消失了,这对整个金融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
郭田勇:国际投行这个模式应该说是近几十年来在美国金融业最先进、最具有代表性的金融组织,正是由于它最先进、最超前、创新能力最强,因此的确就存在一些冒进,过度、滥用金融创新,也是美国这次次债危机的始作俑者。它的消失也可以被认为是对它以前进行过度金融开发所造成后果的一种补偿,所以这些机构都没办法生存了。
当然,如果我们从政策安排来看,因为美国财长鲍尔森也是从高盛出来的,他把剩下这两家,把高盛和大摩,转换成银行控股公司,把投行给转换了,这里面可能是一种政策安排,获得银行控股公司以后,名义上它能够获得公众存款,使得它变得更稳健。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由于它有了银行牌照,可以和美联储进行资金的供给,这样保证更稳健。
但是从它的核心业务来看,是不是会从以前的做IPO,做证券投资经济,转换成以商业银行业务为主的机构,恐怕还不能做这种判断,我说这是一种制度安排,在前几家破产以后,为了避免它走向破产,给它一种制度,让它在短时间内不要被清盘。但是从长期来看,它的核心的业务,比如高盛、大摩,包括我们的中资机构海外上市时,IPO、证券投资等,恐怕还是会成为他们的主要业务。
马青: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意思,美国的金融体系是分业经营的,投行和商行分开,至少在98年以前是分开的,欧洲的银行是混业的。美国从混业到分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恰恰是1929年那次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发现一个金融机构同时做商行,同时做投行会存在一定风险。于是就出了法案把投行商行彻底的分开了,一直到九十年代末,格林斯潘和克林顿在台上时,又把它做成混业了,现在美国是有混业也有分业,
这一次金融危机之后,反而分业独立的没有,全变成混业的了,为什么上次危机把混业变成分业,而这一次危机之后又重新变成混业的了?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的优势和风险到底在什么地方?目前还没有好的清晰的答案,还需要分析机构在这个问题上做更深层次的研究。我觉得这一次几家投行被商行收购的话,可能更多是避免大规模的倒闭。收购以后,哪些营业模式可以得以保留,哪些需要重新创新,可能还需要再看看。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作为商业银行来说,它最根本的业务就是短存长贷,因为吸收的存款是短期的,而出去的贷款是长期的,房地产贷款可以长达三十年,只要存在短期长贷的问题,就存在着风险,如果风险控制过于严格,银行就没有盈利的空间了,如果风险控制的不严格,就会出现目前这样的局面。怎样才是最合适的监管,这是给大家提出的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
主持人:以两位对华尔街的了解,现在美国金融投资者的心态怎么样?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考虑?
郭田勇:像我开始说的一样,现在大家还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信心,温家宝总理到美国时曾经讲过,在危机时刻,信心比黄金更重要。金融机构出问题,破产倒闭的数量很多,美国的救市计划庞大,确实也是前所未有的,作为股东和投资者,包括美国最新出的经济数据,失业率创出了近些年来的新高,这样会导致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包括对未来的预期都降到了很低的点。
包括刚才马先生讲的,未来市场可能还需要继续加大救市的力度以恢复人们的信心。我想可能这个东西,经济危机作为周期性,大概也跟人们心理的周期性有关系,当经济高涨然后再危机时,人们投资消费的信心,自然有一个从高点落到低谷的过程,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所以我想,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以时间换空间,等一两个月,慢慢地可能大家对后市未来经济的信心,又会重新凝聚。
马青:应该说迄今为止,整个华尔街市场还是缺乏信心,弥漫着恐慌的情绪。非常典型的证据就是,在世界这么多央行降息之后,你看看,libor利率和央行基准利率的息差还在扩大,没有下来,就是说,央行把利率降下来了,但银行互相猜忌的利率还没有下来,这说明银行之间互相还是不信任,谁也不肯借钱给对方,情况一点没有好转。什么时候才能把这种情绪彻底打消掉呢?必须把银行市场的风险转嫁给政府,把私人风险转嫁给公共部门以后,这样才能彻底打消恐惧,然后恢复贷款。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美联储所做的事情,其实过去的时间中,各大头条,最显著位置就是各大央行的减息,其实最不重要的就是央行降息,是各大央行的减息。但其实最不重要的举措恰恰就是这个减息,一些更重要的减息举措没有央行减息的曝光率这么高,但恰恰是更重要的,比如美联储最后决定,拿出钱来直接在市场上收购商业票据,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美联储是不承担信用风险,不买烂帐,但是这次美联储掏钱去买商业票据的时候,是美联储第一次承担信用风险,美联储掏钱把市场上的信用风险转嫁到它身上。
另外大家看到,从英国,还有欧盟许多国家,扩大了对储蓄的保险,有些国家的储蓄保险是十万欧元,现在有些国家可能是无限的储蓄保险,美国也从十万美元扩大到了二十五万美元,还可能更加提高上限,保证储户不去挤兑银行,除去了挤兑的风险。
最新的政策,欧央行、美联储,欧洲财政部包括美联储可能会对银行之间的互相借贷进行保险,比如你们两家银行之间互相借钱,如果借了钱不还那么美联储来替你还钱,这样就把借贷的风险也彻底消灭掉了,只有把这些彻底消灭掉以后,市场才能恢复信心。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把金融风险全部消灭干净,就不像市场经济,就像计划经济了。
郭田勇:我有时候有一些担心,还有最后一招,现在提出来要把银行国有化,政府直接收了,(私人)都别办了,政府办银行,就像中国有几大国有银行,政府直接控股,中国老百姓谁都不担心银行会倒闭,因为银行倒闭就意味着政府倒闭。美国大概是保留最后一招杀手锏,政府把银行国有化了,但我确实有点担心,因为它是一种以一种牺牲效率为代价来减少风险的手段,是没有风险了,但是事实证明,以前在欧洲、美国,政府搞国有企业效率是非常低的,这样经济可能就会走回头路了,为了消除银行的风险,完全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包括刚才马先生讲的美联储收购商业票据,这跟它作为中央银行的基本的经营理念是相矛盾的,的确,美联储主席博兰克的风格就是信奉干预论,他总是研究凯恩斯,研究对政策怎么干预,他也喜欢干预,但是干预多了以后,美国市场的根基可能会发生动摇,这两天我确实很担心这个问题。
主持人:最近有不少人认为华尔街会崩盘,两位同意这个说法吗?
马青:第一要确认什么叫崩盘,崩盘就是股指彻底完蛋了,这一轮金融风暴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光明的一面,光明的一面在什么地方?就是发生这一轮金融风暴之后,各国监管机构、央行的反应速度,和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之后的反应速度,以及和89年、90年日本经济危机的反应速度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过去一年当中,美联储和财政部的政策反应,如果列出一个清单的话,每一条政策写一句话,一行字,每一行写满满一行字,可以写满满一页,这一系列政策反应的过程相当于日本在九十年代十年所做的政策反应。比如说,事情出来以后,提供大量的流动性,该破产的破产,该兼并的兼并,两房进行国有化,收购商业票据、减息等等,做得非常的迅速。在89年、90年日本股市泡沫破灭之后,日本央行还加息加了三到四次,是在之后一年才恍然不悟,说不行,要赶快掉头,但是为时已晚,所以当时很多人问,美国会不会重复日本在九十年代金融泡沫破灭以后那失去的十年,整个十年经济恢复不过来,从这点上来看,恐怕情况比当时要好一些。
郭田勇:我想,对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如果说美国股市崩盘,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华尔街这些机构,这几年闯祸太大,捅的篓子有点大,造成的损失太大。即便政府举力所能及的财力来挽救损失,恐怕还不太够,投资者有这种担心。前几天我在网易的访谈还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从美国最近五六年的发展来看,吹大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本身不是有创新性的东西,但是在短时间内,大量资金进入了,把泡沫吹太大,当泡沫破灭以后,形成的损失也太大。
对于救市这个问题,很多投资者并不认为美国政府在使用这么大的力量救市以后(局面就能扭转),应该说政策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但可能还是难以扭转各方投资者的信心。
一个方面是损失太大,另一方面,从企业来看,从公众来看,当心理调整进入底部时,可能会有一个调整期。所以我预期,或者说我也希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再加上各个国家共同出台一些政策以后,美国股市能够在一个低点上站住,比如说在七千点,或者八千点,能够像中国似的。中国的股市现在在两千点基本也够底部了,再跌破也比较难,美国也有可能在底部站得住,待各方信心慢慢恢复,把底部打实,这是我所期望出现的一种结果吧。
主持人: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资产?促进这些问题的几个因素到底是什么?
马青:要回答到底谁是凶手,有点像电影《东方列车谋杀案》一样,所有人都是凶手,人人都有份,列清单的话首当其冲的是格林斯潘,他的低利率维持的时间过长,在03年到05年这两年都维持了1%的利率,在利率这么低的时候就推出了资产泡沫,还是难辞其咎,很难逃避他的责任的。
其次是监管机构,根本没有尽到它的责任进行很好的监管。第三就是投行,金融产品过于复杂,基本很难定价,非常不透明,投行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风险越大,所以收益就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拿这么高的奖金。第四就是商业银行,因为它过去的经营模式比较简单,挣钱比投行少,所以它眼红,眼红之后就利令智昏,就出现了零首付,不查信用,这样的事情都做出来了,显然就风险失控了。第五是评级机构,由于衍生产品过于复杂,谁也没有办法定价,大家只能依赖评级机构的评级,评级机构在这方面又失职,基本上给出3个A的机构最终很可能是垃圾。
第六就是会计的责任,在九十年代末会计有一个巨大的革命,定市,不用按利息的价格计算资产的价格,而是用市场价格计算资产的价格,现在当市场急剧下跌的时候,银行拿的资产的价格急剧下跌,就会以非常快的速度彻底损害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导致银行的系统瘫痪,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为什么在过去两个月会忽然紧急宣布定市会计准则暂停一下。
第七个很可能是因为长期的全球经济的失衡,可能也有这个问题,石油国家拿了大量的美元,东亚国家,中国是最主要的,持有大量的外贸顺差,这些钱没处去,最终全买了美国的资产,就把美国财政部的国库券值压得非常低,这样也助长了房地产的泡沫,帮助了他寅吃卯粮。基本上,从金融机构到实体经济,从央行到具体的金融市场,从美国到亚洲,都有责任。
郭田勇:我想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般来讲要有创新,由一些支柱型产业来拉动,这样对经济增长有推动力。从二战以后,美国这几年来一直在国际舞台上独领风骚,科技创新能力非常强,很多新的产业,包括以前的电器、汽车、计算机、网络都是在美国兴起。我们看到日本曾经模仿美国,看到美国会造车,它也学会了,造的可能比美国造得还好,模仿很快,在短时间内也取得了一定的繁荣,但是由于日本并不具备核心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在它的制造业腾飞一些年后,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没有新的创造力,没有新的增长点了,我想这也是日本出现失落的十年的很重要的原因。
而美国呢,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它的计算机产业在互联网上持续的进行创新,包括现在的互联网,咱们都很难离开它了。确实,在美国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块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拉动都非常大的。
但我想,在2000年互联网出现泡沫之后,美国经济也找不到一个很有科技含量、很好的经济增长点了,发展也失去了方向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过多的利用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向外输出大量的美元,依靠这种方式来维持国内的高举债和高消费的模式。
但是由于在世界经济领域内,没有新的、带动作用很强的新增长点,所以大家转来转去,又把目光转回到了老的产业上,回归到房地产上来了,房地产不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产业,但是由于没有房子住的人群基数非常大,可以发放贷款的领域非常广,尽管说这些人没有还款能力,但恰恰是由于没有还款能力的人也没有房子住,这块儿就满足了华尔街这群以经营风险为主的投资银行家们的口味,一方面给这些人贷款买房子,发债,把贷款推到全球去,其实也是利用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然后就形成了2000年以后,当美国经济找不到新的方向的时候,把房地产这块作为一个新的推动力了。
但是恰恰房地产的核心并不是一个由真实需求所构成的行业,它是没有真实需求的,大家没有真实的购买力,你非要让他买房子,就只能通过制造泡沫的方式来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泡沫制造出来以后,大家谁都不希望它破,最后就越吹越大。因为越有泡沫,华尔街的投资家银行家们的收入就高,我曾经讲过,美国发生次贷危机,难道美林、雷曼这些投行在包装自己的次级债时就不知道他们的产品有问题吗?投行的人、华尔街这帮人都是绝顶聪明的人,都是从顶级商学院毕业的,他们一定知道这块会出问题,但他知道有问题他也不说,因为他们的收入,他们的激励方式就是这样,就是今年要挣多少钱,能分到这么多工资,所以对于隐藏在背后的风险,他们知道也不对外说,或者说他们对风险是持着宁信其无而不信其有的态度,这种变形的、扭曲的激励机制,再加上房地产业缺乏真实的需求,最后使得泡沫越吹越大,只能朝着大的方向吹。当然泡沫越大,当它被刺破时,它对于实体经济,对整个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害作用就越大。
主持人:现在的经济形势会对美国大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人说两位候选人都想选巴菲特做财长?您两位是否看好巴菲特做美国财长呢?
马青:有一个调查,这次金融危机应该怪共和党还是怪民主党?调查结果二比一,两个人认为是共和党政策导致的,一个人认为是民主党政策导致的,这个结果显然是有利于奥巴马上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奥巴马的支持率70%多,超过了麦凯恩。
关于谁当财长现在很难说,巴菲特算是非常好的投资家,可能未必是非常好的财经领导人。事实上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财经领导人应该是在学界、商界和政界都有过经历,才能做非常好的领导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都不觉得鲍尔森是一个非常好的财长,事实上鲍尔森7000亿的救市计划有诸多弊端,原因就是他根本就没有看清楚背后的问题,管理国家的经济政策还是比管理一个公司的财务要困难得多,如果打赌的话,我觉得最合适的人选可能是目前联储纽约分行的主席,他是最好的人选。
郭田勇:马青对美国的情况很熟悉,因为我不了解美国联储主席这个人,我只是想说,现在美国的经济这样,大家都推出让巴菲特来当财长,如果让巴菲特当财长,可能巴菲特在公众中的号召力比较强,他说让巴菲特当财长,可能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让公众投你的票,目的是很多公众能投你的票,我觉得他的目的主要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一个人说了,另外一个也要跟着说。
如果说从个人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背景,以及履历来看,究竟谁适合当财长,可能确实也不一定是巴菲特,因为管理一个国家和经营自己的基金是不一样的,包括鲍尔森,我也不认为他是一个很称职的财长,但在美国就是这么一种体制,为什么奥巴马支持率高,他年轻,善于辩论,而且口才好,一辩论,大家一听他讲就高兴,麦凯恩年龄太大了,七十多岁,七十多岁在中国早就应该退休了,他在美国还竞选总统呢,恐怕公众形象上有问题。
但换言之,如果真正从治国的角度来看,我也并不认为这位七十多岁的竞选者比奥巴马的水平要差。但在美国这种体制下,可能会自然的出现一些(偏见),所以有的时候过于民主的体制也不一定好。我们总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意思是公众一投票,选出来的人肯定就是最合适的人,有时候也不一定是这样的。举个例子说北京,有人说单双号要一直分过去,结果网上一投票支持率百分之七八十,因为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没有车,他肯定同意以后永远保留单双号,难道说这个投票结果就是很公正的吗?所以如果从这两个候选人的水平、治国能力上来看,我也不认为奥巴马就一定比麦凯恩强,但有时候过于民主化的体制,公众的选择是没有办法的事。
主持人:刚才两位都谈到目前人们对市场的信心还不足,两位觉得政府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做?
马青:刚才我已经列出清单了,最需要做的事情是把风险从金融市场转嫁给政府,最终要做这件事情,出来的政策可能是让人眼花缭乱,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转移风险。包括从市场收购商业票据,把融资市场的风险转嫁给政府,提供存款保险,对商业银行互相拆借的贷款提供保险,最终都是这个目的。
郭田勇:我想最终一是要稳定民心,稳定投资者或者公众对未来的信心,稳定的办法可能就是用一些政策,防止风险向实体经济的转移,把这种(转移的渠道)切断。当然我们也认为,现有的救市措施(力度不够),尽管未来力度还有可能加大,但是以现有的措施来说,应该说美国政府也是花了血本了。
未来呢,现在正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西方各国财长会议,有可能未来还会出台一些更有利的政策,包括西方很多国家对中国寄予很高的希望,把中国也邀请去了,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办法的。
马青:我再补充一点,刚才你提到怎么才能救助金融银行的体系,关于到底应该不应该对银行进行国有化,以及应该不应该再注资我想再补充几句,我相信国有化有国有化的问题,但是短暂的国有化,或者拿大量政府资金注入银行体系,恐怕是很难避免的了。
大家想象一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左边是它的资产,右上角是它的负债,右上角是它的净值,要解决银行的问题无非就是要解决这三块,右上角这块(银行负债)已经解决了,现在银行主要负债是老百姓拿的存款,现在主要国家,欧洲也好,美国也好,都扩大了存款的保险,以前是十万美元,现在是二十美元、二十五万美元,可能以后还会更高,这样就保证老百姓不去挤兑银行,就把银行负债的问题解决了。
鲍尔森抛出七千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其实只是解决了资产负债表左边这一块,也就是资产这一块,现在美国银行拿了大量的债券,现在这些债券都变成了垃圾,一百块钱买来的债券现在大概只值二三十块钱,就导致它的资产急剧缩水,如果它左边缩水特别快,而右上角不变,也就意味着净资产这块急剧的缩水,缩到负了就没了,银行就破产了。
鲍尔森就是保证左边的资产不再继续萎缩了,拿七千亿把你买过来。但大家为什么对鲍尔森的七千亿救市计划批评之声这么多呢?就是因为他的想法过于简单,没有考虑到背后的困难,你买了资产以什么价格定价,怎么拍卖,有些资产没有流动性就没有交易,不买还没有问题,一买的话反而水落石出发现它不值钱,所以他考虑的不多,没有做非常完善的计划,更重要是要解决银行右下角,也就是净值这一块,要把它做大,避免银行的破产,这样银行才有能力继续放贷款。其实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美国的银行试图这么做来着,所以为什么UBS啊,摩根斯坦利啊,把股份卖给中国的中投,卖给新加坡,卖给中东的国家,就是为了想把net equity这块做大,问题是到现在非美国的投资者谁也不敢再买这些银行了,找不到买主了,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剩下的一个买主可能就是政府。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天鲍尔森开始表态,这七千亿美元里大概要拿出相当一部分钱用来买这些银行的股份,可以买普通股份也可以买优先股,必须要买股份,把右下角这块做大。
郭田勇:左边这块是在次贷爆发时就开始出问题了,资产开始缩水,可能银行拼命的掩盖,不对外公布,包括我们中国有些银行投资美国次级债,不到最后万不得已时它不说,不告诉你他到底买了多少,净资产还剩多少,现在可能就有这个问题。
现在问题一下暴露的很明显了,的确缩水缩得比较多,我同意马先生讲的,未来政府迫不得已需要注资,方式就是政府收购银行,政府通过国有化的方式注入资本。但现在左边那块资产,因为这个价格是动态的,所以股市越下跌,左边这块缩水就缩得越厉害,当然银行投资一些次级债,肯定有收不回来的东西,缩水确实会非常厉害但有些也是正常资产,是由于股市往下跌而导致缩水非常多,但如果股市能够重新回暖的话,可能这块资产也能再往上升一下。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在未来会在多大程度时会出现,但如果这样的话,政府这边去收购银行的压力可能就会变小一些。
主持人:两位身边的朋友都是怎么样看待目前这次经济风暴的?
郭田勇:刚才我在来的车上还在讲,现在的金融风暴在中国成为一件大事儿了,在社会上的传播效应非常广,去年年底时有个出版社找我写书,说要仿照以前的《货币战争》金融危机那样的写法写一本畅销书,写美国次债危机,但当时美国次贷危机没有像现在这样发展得这么严重,而且我觉得畅销书也没有什么学术水平,就没写。结果我上个礼拜碰到一个人,他写了一本《次贷阴谋》,销售非常火爆,说明什么问题?次贷危机对我们的公众影响巨大,我们周围的公众把它作为一件很重要大事,大家都对它很关心。
包括在我们周围,现在大家吃饭这段时间,当然以前是谈股市下跌,现在是结合美国的问题谈股市了,当然我们专业内是专业性的谈,但是一些不是搞金融的我们学校其他院系的老师,大家一吃饭就谈次贷,谈股市,说明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公众关注的热点吧。
马青:大家显然是非常关心,但我觉得关心显然是不够的,应该试图弄清楚背后的道理到底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试图把它谈清楚。金融危机从来都是没法避免的,一定会发生,从当时荷兰的郁金香到英国的南海泡沫,到互联网,到现在这一次,到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一个接一个……很难避免,似乎发生的频率在加快,规模也在变大,这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事情。
但与此同时也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拿美国做例子,虽然它的金融危机频率提高了、规模变大了、金融衍生产品越来越复杂,金融衍生产品作为罪魁祸首加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和风险。但你要真正看它实体经济的波动情况,在过去六十年里,其实是变小了,金融市场波动变大、实体经济的波动变小,可以拿非农就业的数据看,波动越来越平缓,这里边就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金融危机是难以避免的,作为监管当局和政策制定者,要做的事情可能不是要彻底消除市场上的所有风险,回归国有银行、计划经济,不要银行,不要金融市场,而是要考虑怎么样使在金融振荡以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最小化,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
主持人:下个问题是专门给郭教授的,昨晚看报道,国外很多市民都自己去买保险柜,准备把钱存在家里了,美国银行倒闭会不会影响到储户的利益?
郭田勇:这说明储户对银行的信任确实已经跌到一个很低的点了。我们看到,在美国这次救市措施中,美国联邦存款保险的限额也发生了改变,以前保10万美元,现在保25万美元,储户把钱放在银行里,只要你的存款不超过25万美元,就算是银行倒了,政府也可以赔偿给你,肯定会保你的钱。储户的担心可能是基于经济出现恶化,或者是对未来预期的担心。我觉得,恐怕在美国也像中国一样,除了政府救市措施,恐怕也要对公众进行一些风险普及教育,告诉大家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可能宣传力度不过,因为在中国,证监会经常登报进行投资者教育,有一种宣传,美国完全就是政府救市,储户这边,各种媒体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形成了一种主流声音,这样恐怕也是不太行的。
马青:和金融行业做事最像了,给你十张信用卡。
主持人:下一个问题是给马先生的,以外需为主的东亚模式,是否会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变化?
马青:大家应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其实失衡的问题大家说了很长时间了,东亚国家币值低估,积攒了太多的外贸顺差,美国过多负债。这个失衡问题大家谈了很长时间,很多人谈,失衡有什么问题呢,如果失衡可以永远维持下去,那就失衡好了,中国有就业,美国有消费。这个事情出现以后,就发现这个失衡并不是可以永久持续下去的,有一天是要还的。失衡的恶果在什么地方?恶果在于,大家都在寅吃卯粮,都在提前透支好处,对于美国的透支是它透支了消费,透支了住房,所以普通家庭都可以住着巨大的新房子;中国透支了什么东西?看起来大家工作都很辛苦,也没挣到太多好处,中国透支的是就业,当你的币值低估时,你是先得到好处,把成本推到后面去了,好处就是就业和经济的增长;成本是什么?就是未来外汇储备的损失。当币值低估,你拿到了外汇储备,以本币计算,先低估本币,在升值过程中,先获得了就业和增长的好处,然后把财富的损失放到后面,其实这也不是最佳的结局。所以在这个失衡结局中,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在透支未来,这是特别值得反思的地方。另外对于中国来说,对于环境、资源的透支又是另外的问题了,都值得大家的反思,在这之后,可能全球的经济政策会有非常重大的调整。
主持人:问题就是这些,谢谢两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