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说“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股改在中国资本市场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融资融券的意义将不亚于股改。因为，股权分置改革解决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改变的是股权结构疾瘤，是治病和纠错；而融资融券则是完善中国股市交易制度的关键，在现货市场引入做空机制将会改变畸形的“单边市”格局，会改变市场的赢利模式，会改变博弈格局，会抑制价格的过度波动，对中国股市的意义深远。 虽然股改的意义因大小非和股市暴跌而黯然失色，但股改的方向毋庸置疑，只是股改的对价太少、流通太慢，从而得了“对价之利”的投资者大都将筹码在高位换给了新股民和后来者，并让后来者成为了全流通“阵痛”的受害者。由于当时“牛市的盖头”掩盖了所有问题，使得全流通的“阵痛”和大小非弊端统统被 后置到今天，再加上一轮大盘股IPO制造的大规模限售股，迅即将疯牛打入了谷底，并且将中国A股市场拖入了新一轮“阵痛”，大量的解禁股抵消了一切“利 好”。 或许有人会说，但凡革命都需要付出代价、需要用“阵痛”来消化改革的“针口”。但这个“阵痛”造成的代价太大了，大盘70%以上的暴跌险些让中国股市休克。如果股改当初方法得当、牛市中少制造些限售股、在非理性的牛市中有做空机制，股市涨幅自然不会太离谱，落差的空间也就自然缩小了，新股发行和大盘股也就不至于蜂拥而出，更不至于被用来作为调控指数的筹码，或许可以避免制造大量限售股的局面，全流通的“阵痛”也就不会如此剧烈。现在总结时不难发现，恰恰是由于做空机制的缺失和监管部门的认识不足，才使他们的调控错上加错，如果当时有做空机制，或许可以让中国股市股改之后的“针口”愈合得更快一些。
其次，融资融券对日后的中国股市影响深远，而非简单的救市举措，是市场制度建设的基础条件。所以，我们不能拿融资融券开通前夕的市场走势来判定其意义，更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救市概念”，更不能以“新兴＋转轨”、“庄家操纵”等中国国情来加以反对和阻挠。
虽然，在熊市中融资的功能发挥会更充分一些，而融券的风险相对较大，融资功能的使用会超过融券，将会给市场带来大量的增量资金。此举确有注入流动性救市的功能，但这仅是眼下的作用，随着行情的变化融资融券会发挥不同的作用。同时，融资融券的杠杆机制具有双刃剑功能，会成倍放大收益和损失，但在金融市场中风险与收益永远是对称的，无风险的金融市场是不存在的。对此，中小投资者应该量力而行，须根据自己的风险喜好和判定能力进行，不能盲目跟风，毕竟杠杆交易风险很大。融资融券虽然会放大风险，但全市场而言利大于弊，只有一个规范的、具备风险对冲的市场是可以减少风险和可以主动化解风险，尤其可以改善市场的大起大落。以美国的市场为例，次贷危机闹腾的如此厉害，而他们的股市跌幅远远小于我们。因此，融资融券平抑价格波动的作用是长效的和长久的，不仅仅是短期的熊市救市之策。
可是对融资融券的开通市场人士也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是“庄家操纵”所致，功能缺陷一说不成立，因而健全市场功能并不能改善市场弊端。对此，笔者认为，“庄家操纵”确实造成了中国股市的非理性波动，但“庄家操纵”恰恰是由“单边做多”的赢利模式、监管的不到位和缺失做空机制等原因造成，只有从这几个方面全面着手治理则可以扭转畸形的大起大落，但如果连最基本的做空功能都没有，市场再干净也是不健全的，而且“单边做多”的游戏规则只能采取“打压吸货—拉高派发”的高抛低吸之策来获利，其市场表现自然就出现非理性暴涨和过度超跌，而且“单边做多”的赢利模式很容易让市场中的各大主力形成默契，造成利益方向一致的“全市场操纵”。一旦融资融券开通后，双向赢利的模式使得各大博弈方都会按照自己的最优选择来决策，利益选择的多样性会让博弈主体很难再达成方向一致和同盟操纵。往常商业企业中的“价格同盟”都会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在理论上很难形成全市场的合谋。如果实际操作中出现了同谋、操纵市场、一致性做多或做空，则监管者应该高度警惕，应对其及时调查并作出说明，对违规行为及时出手惩治。
只有营造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才是中国股市改革和走出困境的关键，更是融资融券功能良性发挥的基础。因此，提高监管者的监管水平、严格监管券商们的操作行为、打击价格操纵、加大信息披露力度迫在眉睫。
若在一个乱象丛生、监管不严、价格操纵的市场里开通信用交易，则很有可能会发生功能扭曲，及时治理和规范市场也迫在眉睫，但不能因“病”而再次错失基础制度建设的良机，更不能因噎废食。中国股市确实存在“庄家操纵”，也是“新兴＋转轨”的市场特征，但这是中国市场不健全和制度漏洞的表现，而非市场本身固有的特质，更不是中国国情。所以，中国股市当务之急除了挽救市场信心，还得“治病”和完善市场的基础功能，以建立市场运行的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