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贝尔斯登到雷曼，再到美林、高盛、摩根，一个个老牌的国际大投行在次债危机中或是轰然而倒，或是损失惨重、濒临困境。美林被美国银行合并，而高盛和摩根为寻求自保，以转变为银行控股公司来获取流动性支持。但无论如何，可以预计，在危机洗礼之后，代表美国乃至世界金融最高水平的华尔街投行将成为往事。
这些投行在危机中为何如此不堪一击？高杠杆的运营模式是主要原因。近些年来，美国各家投行不断从贷款机构购买住房贷款，通过设计金融产品将其打包销售，循环操作，销售的产品数量数十倍于其资本金。这种“小马拉大车”的运营模式带来了风险的高度积聚，一旦市场上有风吹草动，风险极易在瞬间爆发。
难道投行的经营者们没有意识到高杠杆模式背后的风险？不会的。毕竟金融创新不是“玩魔术”，它只能转移而无法消灭风险。作为华尔街最聪明和富有市场经验的投资银行家，他们对所购买的房贷产品中存在的违约风险不会无所察觉。但高业绩和高收入驱使他们铤而走险，把能看到到的钱先赚到手，而对潜存的危机则视而不见，或是宁信其无不信其有。
这样看来，对美国政府救助计划出台之中的磕磕绊绊就容易理解。由于华尔街已绑架整个美国经济，而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在一定意义上又绑架了全球经济，因此政府救助计划获得通过是必然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国家对美国的支持态度非唯由衷之言，更属情非得已。但另一方面，华尔街的“冒险者”在获取巨大利益之后又得到拯救，不仅在破坏市场经济规则乃至社会道德标准，更会使纳税者难以获得心理平衡，因此议员们、经济学家们和公众的质疑和反对之声并不过分。
其实，华尔街这种冒险式和功利性的经营手法与中国的金融机构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反照。中国的各大银行尽管也都在不断进行着面向市场化的改革，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改革并不彻底，官本位和行政色彩在银行经营中依旧浓重。银行家们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乌纱帽”而不是业绩，由于激励不到位，银行盈利100亿或是1000亿与银行家的个人收入关系不大，而一旦没有了官职，银行家的身份、地位甚或灰色收入将荡然无存。因此，他们在经营中必然强调“稳健”，甚至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同时，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水平较低也是在此次全球危机中损失甚微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设想，如果中国的银行像花旗那样全球化经营，那么遇到此次危机所产生损失一定会比现在大得多。
当然，中国银行业躲过了此次危机，并不意味着对其现有的经营模式应持赞成态度。因为，过于求稳的经营思路尽管容易躲过风险，却也会牺牲效率。未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当不断推进，银行的激励约束制度会不断完善，跨国经营也会不断增多。因此还应当鼓励银行的金融创新和国际化进程，关键要使得这一进程与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相匹配。
为有效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排毒性”，还应加强和改善外部监管，金融监管应更贴近市场第一线，从金融机构业务末梢上出现的小问题抓起，以防从个别向普遍演变，形成大范围的经营隐患，使监管更具前瞻性和有效性。
还需看到，次债危机与监管漏洞不无关系，长时间来美国监管机构对金融业采取一种放任和“无为而治”的态度。相比之下，我国的审慎经营和分业监管为隔离风险构筑了防火墙。不过，就长远而言，监管架构也要逐步顺应未来金融发展的趋势，逐步建立起适合未来金融业创新和混业经营的监管体系。就目前来说，为减少监管盲区，“一行三会”之间的协调有待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