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望去,全球金融市场满目疮痍。“救市”、“赈灾”成为目前全世界的关键词,最终能否扭转乾坤,仍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但国际金融秩序面临着重新洗牌则是大势所趋,关键要看谁战略得当,谁能够审时度势、能够化危为机,谁就是“剩者之王”。
对中国而言,无疑机遇大于挑战。从刚刚在北京召开的亚欧峰会来看,中国正在积极地参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构,在努力争取各大国际金融组织的话语权,无疑给 国人提振了信心。但如果不及时理顺当下中国国内金融市场自身的问题,对外越张扬反而内在的矛盾越突出。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外强中干的国家很难达到真正 的强盛。因此,中国除了在对外战略方面要争取主动权外,还须及时拯救处于水火之中的中国股市,否则“后院着火”而隔岸观火或隔岸救火,显然得不偿失。虽然 中国在美国金融机构中有着重大的利益,但是这种情况下越补越亏、越救越忙,与其这样还不如伺机而动,先把中国自身的金融市场完善起来,从最新的宏观经济数 据来看,我国经济的下滑除了外部因素外,股市无疑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造成了重要影响,如果不及时拯救则会进一步影响中国金融的国际化布局。
其间利弊毋庸多言,因为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于是督促监管部门出手救市。但遗憾的是,目前的中国股市仍在没完没了地下跌,而管理层的救市政策又大都是“隔靴 搔痒”。于是,10月27日的沪市股指跌破了1800点,彻底击溃了投资者的心理防线,也彻底抵消了最近一系列的利好政策,而市场上下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股 指暴跌,却束手无策。
9月18日的“印花税救市组合拳”曾被人们寄予了厚望,但“棋不对路”的救市政策不但没有扭转乾坤,反而套了一批“后知后觉”的抄底者,而“先知者”早已 溜之大吉。正好应验了笔者在当时的顾虑:信息不对称式地拯救只会沦为拯救“少数人”的游戏,而市场仍然会回到以往的“救市”老路上。
我们知道,低迷的股市除了会丧失投融资功能和资源配置的功能,更会让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出现大幅亏损,从而上市公司的投资和资金链会面临严峻考验,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改变,“拆东墙补西墙”则会反过来影响上市公司的主业。
另外,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投资本来就是一种牺牲当前消费而换取未来更多消费机会的行为,但是20万亿财富的突然蒸发不但抑 制了当前的消费,也严重压缩了人们对未来的消费和支出,于是房地产和汽车等支柱产业下滑也就成了必然。接着,房地产和汽车低迷之后又会影响至钢铁、水泥等 行业,经过层层传导,从而就彻底地进入了实体经济的循环圈。
如果中国股市继续低迷不堪,不但内需无法启动,更没有充裕的流动性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企业更不敢奢望在境外进行合理的纵向并购和整合,因为国内市场 的资金链都紧绷着,都在保命,况且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全社会的流动性都已捉襟见肘,哪有闲暇资金去谋划全球发展。
显然,让中国股市恢复健康不但是市场自身的需要,更是中国经济和中国对外战略的需要。但是如何挽救则是当下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目前必须要正视中国股市的核心矛盾,不能再隔靴搔痒了,必须要通过制度性救市来挽救市场信心。
目前困扰中国股市的核心矛盾是大小非和限售股,他们的规模远远大于市场中的流通股数量,对二级市场的冲击和威胁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再对这个问题继续回 避和拖延,否则误国误民。既然股改已将风险后置、“新老划断”已经带来了规模相当于大小非1.51倍的限售股,那么就得面对这个现实,应该按照历史遗留问 题来处理,当市场承接能力差、信心不足时,对大小非和限售股应该进行及时的“管制”,否则中国股市在近几年很难有出头之日。
其次,应该及时叫停沪市的新股发行和再融资,及时“停车修理”、休养生息,等市场信心恢复后再开通。
因为,巨额限售股的创造都是在“新老划断”之后,由大盘股的疯狂发售所造成,当务之急叫停大盘股发行不但可以缓和矛盾,还可以避免制造新的限售股弊端。
第三,将支持超大国有企业发展的战略调整为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对此,国家可以通过对中小企业减免税、优先安排融资、优先贷款,从金融政策等方面给予倾斜。
从金融海啸不难看出,超大企业已经严重要挟着国家的经济安全,他们倒下则会制造系统性的风险。另外,超级垄断企业不利于创新,往往一些大型企业为了维持现 有的利益,会经常抑制和排斥创新,超额垄断也会压制中小企业的发展。反而中小企业为了壮大,则会想方设法去创新。
为了布局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用政策扶持创新型的中小企业,不但可以鼓励大量的中小企业发展起来,而且多元化的创新格局会补充中国在下阶段的增长后劲。
第四,尽快改革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制,让权力监督部门尽快脱离官本位,减少监管部门权力寻租的机会;还得尽快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门,提高监管 能力,避免因金融“分业”监管而将问题和隐患掩盖;同时,应尽快引入集体诉讼制度,构建法制化的市场经济环境,让中国股市进入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