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富翁 郭凡生和他的百万富翁团队

骑着自行车，满街跑业务的他，却说：在中国，我赚不到钱，还有谁能赚到钱。

他非常自我地统治着自己日渐庞大起来的企业团队，乃至以“一个党员‘资本家’面对人生的感悟”为题，找着机会就要向自己的所有下属宣讲自己的观念。

在SARS期间，他甚至很认真地备好了课，要为“圈起来”的员工们讲讲自己所喜爱的诗词格律。

他显然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为完美的人，尽管这一切真要干起来并不容易。

 作为一个市值超过10亿的上市公司的头儿，直到今天，他也没给自己配车。

他却喊着“让知识拥有财富”的口号，10年之后，在自己的团队里“制造”出了上百个的百万富翁。

 郭凡生和他的百万富翁团队

文/胡海卿

3月31日，广州正下着中雨。

晚上八点多，郭凡生打开的士的车门，在头顶举着个皮包，十分狼狈地冲进了中山大学的培训公寓。

从机场下飞机，他拒绝让广州分公司的下属接送，他说慧聪集团没有这个规矩，于是，一个人住进了不到200元一晚的学校宾馆。

第二天，郭凡生将在这所大学的礼堂里，跟他的合作伙伴陈沛举行一场讲演，题目是：让知识拥有财富，用网络成就未来。

跟在许多学校一样，这次演讲颇为成功。郭凡生的“让知识分子拥有获得财富后的真正的自尊”这一口号式的宣言，以及他与创业伙伴“14.8万元起家，10年做成一个市值达10亿元人民币上市公司、制造出上百位百万富翁级员工”的故事，让在场的两千多名大学生只有用力鼓掌的份儿，他还再一次成功地使得几个即将毕业的学生用激动的语调询问：“慧聪要什么样条件的人呀？”

“我这人喜爱诗词格律，词句中的平仄还是掌握得不错的。”对于自己受到欢迎的演讲，郭凡生透露着得意：“这还是需要一定天赋的。”

“我是要让别人在认同我的理念之后，认同我们的公司和我们推出的产品”，他话出随意，似乎没想掩示此番“十市巡讲”的真实意图。

郭凡生每次演讲，爱提及国内外的历史的、制度的话题，一开始总是会让人错认为这是一个学者在传教。而当他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在大学演讲，主要是因为学校的场地费用更划算”、会后他拿着手机跟客户用不容置疑的口吻“300万、500万”地谈生意时，才让人发现，在他学者气质的背后，主要的，还是一种被隐藏起来的精明的商人身份。

不得不承认，郭凡生虎虎生风的自信、干脆有力的手势、一套接一套的理论，在他的周边，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气场”。

正是因为这个，在他的身边聚拢了一大帮人，风云际会，从无到有，共同开创了一个传奇式的财富故事。

被改变的路线

郭凡生乐于称自己“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那代人经历的上山下乡，他也没落下，但这段经历时间不长，没多久他就跑去当了兵。当兵的时候，郭凡生有空就背背自己喜欢的诗词，研究研究格律。

“所以我对文词的平仄比较精通，对语言的抑扬顿挫是把握得不错的，”郭凡生说：“每次演讲我都不担心说不好。”他补充：“当然，这里边儿也要讲点儿天分”。

让郭凡生较为得意的是，当兵期间，请假回去只复习了两个月，他就考取了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那可是当时全国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时髦着呢，就像现在的MBA和电子专业。”

可在父亲的面前，郭凡生是张扬不起来的。

儿子被录取后，得意得不着边儿，父亲忍不住教训：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你要是找到国民党时期的报纸，1935年中华民国会考的第一名就是我，当时我叫郭世贵。

父亲一直是郭凡生心中的榜样。郭凡生考大学时，不会做的数学复习题还是老父帮着解的。父亲八十岁时写的一首诗一直挂在郭凡生的办公室，其中两句让他是片刻不敢忘：“宽厚待人家乃训、爱国爱民爱清廉”。

后来，父亲当上了省委秘书长，两个细节让郭凡生记忆深刻：原本派车非常方便，可无论刮风下雨，上下班父亲一直是骑自行车，而父亲退休前，一家人一直是住在几间“冬天很冷，破旧”的平房里。

回忆老父，郭凡生总显出一副意味深长的样子：“父亲留给了我很多很多的东西。”

1982年大学毕业后，郭凡生分配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建委研究室，后来成为了“内蒙古自治区内最年轻的处级干部”，每次“自我介绍”到这儿，郭凡生总是不会忘记加上一句：“而且我没有干过副的，就干了正的。”

其后，郭凡生被调到了北京，在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过一系列经济学、改革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在帮企业做指导和咨询的过程中，郭凡生体会到了理论研究与市场现实的巨大差距，当时，他提出过一系列关于知识经济、劳动制股份等方面的想法，尽管在国内也曾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却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他们不理解，做得不好，还说你的道理不对。”

走父亲的路原本是郭凡生的理想。但某些“不可抗拒”的外力，却让他的仕途戛然而止，对后果前因，郭凡生不愿多谈，他说：当时我只是想，既然自己提出和坚持的一些东西不被看好，我为什么不把它们运用到实践当中，去证明给大家看。

辞职。郭凡生要开辟另外一条路线。

致富模式

拿出当初创业时的一堆存照，郭凡生指着其中一张：“最开始，我们的公司设在一栋两层楼的平房里，大家伙儿每天都得骑着自行车去跑业务。”

“可惜，这张创业纪念照里边儿没有我，我肯定是跑到前面去了。”

从一个级别不低的“国家级”政府官员，变为一个带着一帮子人走街窜巷的“泥饭碗工作者”，郭凡生从来不肯承认自己有过一丝的心理落差。

他用一句话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态：在中国，我赚不到钱，还有谁能赚到钱。

1991年，郭凡生承包了一家公司的商情分析中心，依靠以前为企业进行信息服务的基础，开始了商情服务的探索。

郭凡生明白，这时的中国，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价格的放开”。

“过去我们价格管得很死，那时候每个冰箱卖多少钱，一斤肉卖多少钱都是国家规定的，但是价格放开之后就产生了一个价格混乱，这个店卖牡丹的CR21寸彩电卖2700，那个就卖3200，价格放开之后就有一个价格的混乱，老百姓只有一家家到处对比。”

如果有一本能够提供产品价格目录的小册子，一定会受到各个采购部门以及普通老百姓的欢迎。郭凡生看到了这其中蕴藏的商机。

最初的时候，他带领二十几个人骑着自行车穿梭于中关村各商户，把各商家的电脑价格收集起来，放在一起比较，并出有一本叫做《慧聪商情广告》的小册子，而刊登一条信息就要商家付给慧聪100元钱。

一开始，在中关村的许多商家的眼里，这是一种最不入流的做法，曾遭到众多商家的指责，郭凡生和他的业务员们也都曾有过被客户赶出来的经历。他们坚持了下来，毕竟信息披露和竞争透明化是大势所趋，当越来越多的人进中关村买电脑及其配件，手里攥着本《慧聪商情广告》时，商家们也慢慢接受了这种做法。

“第一本商情只是四五十页油印的一个小册子，我们是在1991年的 6月15号开始出第一期。”

由于价格信息条目越来越充足，《慧聪商情广告》变成了每周编一本。紧接着，郭凡生开辟了另外一个战场。

他找到一些需要刊登商情信息的报纸，跟对方谈判：我们通过数据库的形式，将北京几百个商场家用电器的价格条目列出来，把其中卖得最便宜的商场、价格条目信息登出来，需要你们提供版面支持。

“当时，那些报纸正需要这样的信息，一听很感兴趣，答应不收我们的版面费，还按版面大小给我们发稿费。”

通过大众媒体刊登“每周最低报价”，这种形式很快就受到了广大采购商和消费者的热捧。

不久，有商家开始给出“透明合理的产品价格”，掏钱让郭凡生刊登广告。可以说，是郭凡生开创了中国以商情报价为特征的商情分类广告的先河。

郭凡生曾有些夸张地给这种商业模式下了定义：用一只无形的手平抑了市场物价，可以讲，商情报价对于中国市场秩序的建立具有着极大贡献。

对于自己所挣到的第一桶金，郭凡生自我评价：“实际上帮商家和买家都省钱，我们再从省下的里面拿一小部分，所以这个钱挣得合情合理。”

从北京到全国，从家电业拓展到各个行业，很快，郭凡生将这两种赢利模式复制到了多个城市和各个热门行业。

不到一年，这个小团队的收入就超过了100万元。

创业团队

既然“生意”越来越红火，郭凡生就领着王永慧等人，共同出资14.8万元注册了“慧聪公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其中郭凡生出资7.4万，占一半的股份。

王永慧跟随郭凡生多年打拼，坐上了慧聪国际资讯副总裁的高位，现在仍负责着慧聪平面媒体信息条目发布、广告刊登方面的业务。

王永慧当过四年兵，转业后曾经在北京照相机厂当过工人，因被借调到国家体改所，与郭凡生结识。

王永慧对郭凡生的最初印象是：每天都精神饱满，没有官架子，特别的勤奋和敬业。

郭凡生辞职自己干，她也就跟着出来了。除了对郭凡生的信任之外，王永慧承认，“老郭描绘的前景——“双六目标”的确很诱惑人。”

“每天工作6小时，月工资600元。”王永慧说：“那可是1992年啊。”

而她的收入很快大大超过了“600元”这个数。

王永慧最初负责的是搜集北京市的北太平庄、崇文门到天坛一线的家用电器价格信息，并发展常年刊登价格信息的“网员”。

一个“网员”的年费是1500元，拉到业务的业务员可从中提成。

“当时，北京的商业气氛很浓，商家的负责人大都跟我年龄相仿，大家非常容易沟通。”对于当年的王永慧，郭凡生的评价是：这个女人不简单，曾有过一天发展过6个“网员”的记录。

那一年，王永慧的月收入大多在2000元以上。并成为了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

吴缨目前是慧聪国际资讯的常务副总裁，执行董事。

1993年初，当慧聪到西安市拓展市场的时候，吴缨是西安市铁路部门的一个电脑工程师，而每次单位要采购电脑器材时，面对参次不齐的价格，她时常犯愁，“一台康柏电脑的价格，有时两个地方可能相差一万元”。

吴缨是以“帮朋友的忙的身份”了解到慧聪的，北京那本《慧聪商情广告》出现在她面前时，学经济信息管理专业出身的吴缨“一眼就看到了它的价值”。

当朋友提出，请她帮忙安装电脑软件，搭建西安分公司业务平台时，“在单位正闲得慌，专业又用不上” 的吴缨一口答应。

之后，她又帮着慧聪西安分公司招人、利用软件对搜集的商品价格信息进行排序，由于有过采购电脑的经验，她还开始帮着跑发展“网员”的业务。

“我很幸运，第一单业务就做成了，还是西安市最大的电脑代理商。”吴樱的第一次“出马”见到了海星科技公司的老总荣海（2002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2名）。

“他非常看好我们的商情广告，马上就开出了支票，他说，成不成为你们的‘网员’不重要，我只希望每周都能看到这个商情广告，最好能是全国范围的。” 吴樱满口答应，心里嘀咕着：这个老总真有眼光，他一下子就想到了通过商情广告来了解对手的情况。

将西安市最大的电脑代理商都“搞定”了，慧聪在西安的IT商情业务开展得非常顺利：4月开张，第一期商情广告很快出来，“5月份就有了正现金流”。

在参与慧聪工作的过程中，吴缨感到异常充实，她心想：“这不就是我大学毕业时向往的生活吗？！”

原单位的收入不到200元，而在慧聪，尽管是“帮忙”，吴缨的收入也能在500元以上。

没做太多考虑，吴缨选择了停薪留职。很快她就担任了西安慧聪市场部经理一职，后任西安分公司副总经理。

1993年下半年，吴缨到北京慧聪总部开会，会议休息时间，她没闲着，上窜下跳地到各个部门通联，还做了大量的笔记。

郭凡生注意到了这一细节，吴缨回西安后。郭凡生向各个部门负责人了解，“这个小姑娘找你们干吗？”答案是：来学习经验。并一致认为，吴缨综合素质很强。

1993年10月，郭凡生就把吴樱调到了北京总部，职位是项目经理。

一开始，吴缨还很高兴，“怎么说也是到总部来当经理了”，但她一打听，所有的业务员的名片上竟然都写着“项目经理”的字样。

郭凡生很快就把一个跟信息电台合作的项目交给了吴缨打理，嘱咐了句：尽量宣传好慧聪的品牌，别亏就行。

而吴缨的做法是：收取了一些企业的广告费，还拉来企业提供奖品，搞了一个让听众打收费电话“答题有奖”的节目，一年下来，这个项目不仅没亏，还盈利了十几万。

1996年9月，吴樱负责了慧聪公司包括家电、通讯、广电商情业务在内的电讯事业部，其后数年，这个部门一直是慧聪最大的盈利部门。

2002年10月开始， 吴樱任慧聪集团常务副总裁。

由于商情广告这个领域的进入门槛比较低，国内陆续出现了许多的类似服务，竞争激烈。慧聪的发展出现了波折。

郭凡生深知，作为信息服务商，此时的慧聪必须提高技术门槛，才能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1995年，郭凡生试图通过广播电视的图文广播进行网刊传播，但由于技术不成熟不得不放弃。1999年11月，慧聪网正式开通，郭凡生搭上了互联网的浪潮，开始确定“网＋刊”模式探索。虽然众多的.com公司追捧互联网热潮，郭凡生的名片上也印上了“慧聪商务网CEO”的头衔，但他却认为互联网和电话、PC一样不过是一种工具，对此投入得并不够充分。

也正是这个时候，通过朋友介绍，郭凡生结识了后来被媒体称为“中国搜索引擎第一人”的陈沛，并立刻为对方在搜索领域的独创技术所折服。

他立刻邀请陈沛担任慧聪的CTO，还给了他一个副总裁的职位。

这位16岁考进浙江大学数学系、早在1995年就推出国内第一套智能全文检索系统的天才级人物，很快为慧聪量身定做出了一套行业搜索引擎，并为慧聪的商务信息服务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平台，一把将慧聪推入了搜索排名市场。

2001年，慧聪扭亏为盈，赢利300万。

2002年，陈沛与中国网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搜索联盟，一举成为了中国最大的以搜索引擎应用为基础的商务平台。 

这让郭凡生欣喜不已，他曾私底下透露：光这一部分的业务，市值就高达1亿美元。   

让知识拥有财富

一个亲眼目睹的事实，一直让郭凡生感慨颇深：

“农村改革前，一个老农、一亩地、一头牛，种地打的粮食不够自己吃的，村里常常饿死人，但还是这一个老农、这一亩地、这一头牛，任何生产要素都没有变，要说改变，惟一改变的老农变老了，在土地包产到户之后，种的粮食够吃了，还能卖余粮。”

郭凡生坚持认为，找到一种真正能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制度才是关键。

在国家没有给予的特殊资源、没有钱、没有权的情况下，企业不就是要发挥人的作用吗？他认为，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人愿意干，努力干，企业就会有好效益，而股份制就让没有钱的职工手里有了权——股权，职工关心企业，权就会变成钱。

他曾就此发表了一篇论文《股份制——中国企业改革的惟一出路》，在理论上提出股份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高级体现形式，它比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更能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态。文章发表后一时引起很大反响，但并未受到广泛认可。

让出了力、出了智慧的员工得到实惠，郭凡生将自己的这套“劳动股份制”、“知识股份制”的做法搬到了慧聪。

1992年起家，凑钱办慧聪的是五个股东。

“成员大都是党员，他们都不愿意变成‘资本家’”。所以，当郭凡生提出将公司每年的利润部分也分给不持股的员工时，股东们满口答应。

于是，在慧聪最初的章程中出现了这么一条：“任何人的分红不得超过总额的10%，股东分红不超过总额的30%，每年分红的70%给不持股的职工。”

刚开始许多员工还不相信“劳动分红”之说，一位员工在拿到第一年的分红5000元时立刻辞职走人，他以为是老板发错了。但是接下来的几年，郭凡生果然春节前就在酒楼里开庆功宴、发“红包”，慧聪的员工开始相信，这个老总的确不一样。

慧聪监审部的主管陈宏，当年是公司的会计，“记得第一年分红是在1993年过年的时候，慧聪正好年庆，按照银行当时规定的每天提取现金的限额，我们提前好多天就跑到银行去提钱，每天提一点，然后，财务人员用红包，把每个员工的分红包好，把我们给忙得不行。”

陈宏很早就跟郭凡生认识，最初是在一家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我跑来找老郭‘拉活’，反而被他拉过来当了慧聪的会计。”

“老郭这人说话特别有煽动性，第一次发分红时，他说，慧聪的员工以后都将会有车，有房，过上幸福的生活。” 陈宏说：当时，她就相信了。

1997年，郭凡生在慧聪推行第一次股份制改造，政策是：公司按当时净资产2000万元计，每股1元，共计2000万股，公司主管以上人员，按职位分两万、三万、四万，三档的申购额度，员工获得买一送二的优惠机会，员工如果在三年内离开慧聪，公司将退回其购股的钱，并收回股权；如果干满三年离开，慧聪则退给其三倍的购股款并收回股权。资格人员可以少买也可以不买。

当时，陈宏购买了2万块钱的股票，获得了6万元的股份，2003年12月，慧聪在香港上市时，一股被拆成了约13股，而慧聪的每股股价一直维持在2元人民币左右，也就是说，当年两万元的股票，如今的市值约为160万人民币。

张华来慧聪之前是首钢的一名技术工程人员，算是部门的一个小负责人。

来到慧聪，张华的身份变成了一名普通发行员。之所以丢开“铁饭碗”，张华说：在原单位，一个应该由多个部门配合的大工程，我们累死累活地干好了，这时，“忽然跳出来了很多人，把功劳给分了。”

慧聪第一次股份制改造时，张华已经是发行主管，原本有2万股的申购权，“没办法，当时借钱也才凑够一万。”

“买一送二，送的部分是由老郭他们几个股东拿出来的，其中老郭拿出得最多”，参与了慧聪股份制改造、慧聪上市整个过程的吴樱说：“公司在上市前，还进行过第二、第三次股份制改造，只不过根据不同时期公司的净资产额，股份的价格有所不同，但在公司上市后，大家手中的股票都大大升值了。”

陈沛在2000年进入慧聪时，正好赶上慧聪的第三次股份制改造，他花了24万，购买的股比相当于慧聪第一次股份制改造时的4万股。如今，这笔股票的市值大约是270万人民币。

吴缨说：“现在掌握在员工手里的股票加起来有1.5亿到1.6亿，一年锁定期过后，他们手里的股票就可进入交易。若再加上后来公司分给大家的期权，慧聪身家上百万、上千万的员工大概有160人。”

对于当年购买慧聪股份时的心态，陈宏的话很有代表性：既然公司要这样做，我们就跟着呗！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会走到什么程度，也许老郭看到了。”她补充了一句。

一个党员“资本家”的画像

知识分子、党员、政府官员、企业家，郭凡生多种角色的变换，让人很难给他一个确切的评价。

当他将原本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利润和股份，大把地分给自己的员工时，他解释：这么多的财富不是我郭凡生一个人创造的，如果因为持有50%的股，我就拿走一半的钱，这和偷和抢没有什么分别。

1997年之前，慧聪股份制改造还没有开始，他一副“达则兼济天下”的架势，似乎很享受每年春节前跟大家伙共同分钱的气氛，：包下一个酒楼，美酒好肉，装满钞票的红包堆在一张大桌子上，喊到名字的，就过去领自己的那一份。

当年的财务人员证实：那几年，老郭自己真没从公司拿什么钱。“现在，肯定是拿得多得多了”。

对于财富，郭凡生曾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一个有钱人，不应该是去追求自己拥有的资产有多大，而应该是追求自己对资产支配的能力有多大。他常说，对财富支配的能力越大，“对社会的贡献越大” 。

对于这番表述，慧聪一位高层私底下说：“老郭推行的‘劳动股份制’和‘知识股份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慧聪的核心竞争力，慧聪也经历了不少波折，他当年不这样做，留不住人，当然也不可能做到今天的资产规模。”

这位高层也不得不承认：“老郭很聪明，他看得比别人要远。”

2002年，郭凡生开始着手将慧聪一分为三：慧聪商务网、中国搜索、慧聪媒介。

他说，当这三个设有独立法人的企业分拆出去时，我都给了创业团队20%股份，并以很低的价格增发了20%的期权。“这种动力机制下团队的竞争力显然大大被激发了出来。”

郭凡生说他期望着出现这样一番景象：“过去是一个慧聪创造百万富翁，以后是三个慧聪在创造百万富翁。”

“过去有摩尔定律，我把这种动力机制叫知识定律：一家公司的价值和竞争力与它创造百万富翁的数量和速度成正比。”

他还曾不止一次的表示，再过几年，当公司稳定经营的时候，“我希望能退出来，踏踏实实地去做中国企业管理的研究。”

“过一百年以后，人们会忘掉当时有一个挣钱的慧聪，但如果我创造出了像泰勒制，杜拉克那样的管理理论之后，一百年以后我的书还会留在那儿。”

郭凡生似乎希望，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影响尽可能多的人。

他告诉手下各事业部的总经理，要将梦想传承下去：“你们从老郭手里拿到的，一定要分到你们下头去。”

他显得很是动情地在许多会场上高呼：“知识分子拥有获得财富后的真正的自尊”、“知

识经济的规则将使人类财富的再分配不再是血淋淋的，而是在一个更善良更柔和的平台上进行。”

在SARS期间，他甚至很认真地备好了课，要为“圈起来”的员工们讲讲自己所喜爱的诗词格律。

他非常自我地统治着自己日渐庞大起来的企业团队，乃至以“一个党员‘资本家’面对人生的感悟”为题，找着机会就要向自己的所有下属宣讲自己的观念。

他显然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为完美的人，尽管这一切真要干起来并不容易。

他心直口快，曾有过不少次“舒舒坦坦”地将下属训斥到流泪（尽管有时明显是他自己错了），等冷静下来后，又懊悔不已的经历。当然，第二天，他有可能会从包里或者身后拿出一块雪糕或者一罐可乐放在那名下属的面前，但接下来，他又只能做到欲言又止讪讪地走开。

他一直强调，自己并不在乎物质享受也不看重金钱，言辞颇为大气。他的秘书也证明：中午工作晚了，郭总经常是泡杯豆奶就对付过去了。“他吃饭是最快的，一桌子菜，估计他也吃不出味道。”但他却会在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休息的当口，溜回自己的办公室，看看来安装鱼缸的小工有没有按约定将小部件带齐，并嚷嚷着，你不安装好，我就不付钱。

他喜欢对自己所做过的事情进行自我“定义”，由于自己强调得过多，反而表现出来些许刻意，幸好，张维迎曾关注过他的一系列经验，从旁人的角度对他鼓吹的“劳动股份制”、“知识股份制”下过注解：“如果慧聪的成功在郭凡生之后就没有了，那只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创造出来的故事，但是如果变成一种成熟的制度，就会是一次了不起的管理革命。”

之后，老郭很乐意引用这段话，每次“引经据典”时，脸上都颇见光彩。

知识分子、党员、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多种不同的精神气质，在他的世界里错综交替，寻找着最终的归宿。

（人物档案）

    郭凡生

1955年出生。

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经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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