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虽然同是产品，但社会对药品的质量要求比普通产品更高。我们的产品是以预防用的疫苗产品为主，其质量更是精益求精，因为疫苗是满足健康人需求的，而且服务群体较广。所以，我们的社会责任首先就体现在确保产品质量层面。确保产品质量需要加强投入。但是，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并不矛盾，两者是共生、共赢的关系。” 2010年，我国开展的大规模麻疹疫苗接种，10天接种了近1.3亿人（或剂次），2011年新疆局部地区发生输入性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疫情，5天内集中供应了近3000万剂次的疫苗。其中主要是由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疫苗。如果疫苗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对此，第九届“金圆桌奖”之“最具社会责任董事长奖”得主、天坛生物董事长杨晓明对《董事会》感慨：“虽然同是产品，但社会对药品的质量要求比普通产品更高。我们的产品是以预防用的疫苗产品为主，其质量更是精益求精，因为疫苗是满足健康人需求的，而且服务群体较广。所以，我们的社会责任首先就体现在确保产品质量层面。确保产品质量需要加强投入。但是，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并不矛盾，两者是共生、共赢的关系。”作为国内上市公司中最大疫苗生产企业领导人，杨晓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共性和特性有着自己的感悟。 “共生共赢” 《董事会》：履行社会责任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可谓刚刚起步，且争议很多。您如何看待企业社会责任？ 杨晓明：首先，在我看来，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自然环境和资源，以及股东、债权人、职工、客户、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方所应承担的责任，主要包括遵守法律法规、商业道德、确保生产安全、维护职工健康、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厉行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我认为社会责任是企业应尽的义务和使命。企业首先是社会的一个细胞，除了经济角色外，肯定有社会的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毋庸置疑的。第二，企业的性质不同，如工业、商业、农业，所体现社会责任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核心是一样的，就是都要有责任。第三，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自身的能力有关。如果企业经营不善，无法生存，自己就成了社会的负担，谈何社会责任。只有能力强，企业才能履行更多更广的社会责任。比如比尔?盖茨基金会和我们合作的脊髓灰质炎疫苗项目，即OPV项目，比尔?盖茨做慈善每年投入几十亿美元，是因为企业赚了钱，有能力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是基础。 《董事会》：有人担心社会责任与企业利润创造相背离，也有人创造出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价值排序，不将盈利作为公司的第一目标。您如何看？ 杨晓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并不矛盾。短期来看，履行社会责任可能会减少利润，但从长期看，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是共生、共赢的关系。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公司信誉和品牌效应、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只有付出才会有回报，世界500强中的所有企业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断从公益事业的参与中获益。 关于天坛生物，在国家扩大免疫规划方案实施以来，公司大部分疫苗产品均纳入计划免疫范围，国家也逐步调低了计免产品的出厂价格，对公司的经济效益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产能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始终坚持以计免产品为核心来配置公司生产资源、安排产品结构，并没有因计免产品价格低而减少其产能配置，疫苗方面，如OPV疫苗价格虽然只有几毛钱，但能够使很多公众免受病毒的侵袭。2012年度公司全年生产各类疫苗达到1.5亿剂次左右，其中计划免疫疫苗超过1.2亿剂次。血液制品方面，为我们供应血浆的有16家单采血浆有限公司，这些浆站均处于国内偏远、贫困的地区，为了使献浆员的生活更有保障，我们主动逐年提高献浆员待遇。事实胜于雄辩，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天坛生物的经营业绩也稳步提升，2012年度，公司净利润增长超过30%。 当然，企业还是要把盈利作为第一目标，如果把慈善作为第一目标，估计就难以生存。比尔?盖茨基金作为美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也重视投入产出，不过它的产出不是效益而是效果。它之所以与我们合作OPV项目，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具有相对较低的价格，同样的资金能取得更大的效果。 “特殊产品特殊责任” 《董事会》：您提到根据企业性质不同所体现的社会责任的方式不一样。作为国内最大的疫苗生产企业，天坛生物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有何特点？ 杨晓明：首先，天坛生物是一个企业，有着企业共有的属性。其次，天坛生物属于药品企业，具有药品行业特有的属性，产品服务与公众的健康息息相关。最后天坛生物又属于疫苗生产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有以下几个自己的特点： 第一，疫苗与传染病的防治有关，只有70%以上的人接种疫苗，才能有效防治疾病的流行。它的接种对象是健康人群且范围较广，动辄就是几万，几十万目标人群，与一般的药品不同，不仅需注意接种后的预防效果，更要注意跟踪接种后的后续反应，对产品质量有着更高的要求。产品质量是企业尤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天坛生物始终坚持“关爱生命、呵护健康”的企业理念，贯彻执行“安全有效，质量可控，人人有责”的质量方针，既保证疫苗能够预防疾病，又尽量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这就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体现在我们的产品、服务、供应、管理、科研等各个方面。 第二，天坛生物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从历史沿革来看，能够代表国家疫苗行业的发展。天坛生物自成立之初就秉承了“防病治病，造福社会”的宗旨，对中国民众健康，疾病防治，以及社会稳定都做出了贡献。在我国消灭天花、消除脊髓灰质炎、控制麻疹、白喉、破伤风等传染性疾病，以及防治非典、甲型H1N1流感、抗震抗洪救灾等社会重大事件中，积极研发生产相应的疫苗，保证疫苗、血液制品等产品的供应。 第三，天坛生物为全球人民的健康履行一个中国企业应有的全球化社会责任，同时也带动了国内疫苗行业的发展并促进中国疫苗走向国际。目前与比尔?盖茨基金会合作的OPV项目，公司将在亦庄疫苗产业基地建成OPV车间，通过WHO预认证后，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供应OPV疫苗用于支持WHO全球消灭脊灰行动计划。 《董事会》：对生物制药行业而言，是否意味着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更高？ 杨晓明：我们所在的是很特殊的行业，我们提供提升人类生命的产品和服务，要治病救人，救死扶伤，这体现了特殊的社会责任。更进一步，相比一般药品，我们要求更高，是满足健康人需求的产品。比如治疗肿瘤的药，只要能控制或治疗疾病，有一些副反应患者都可以接受。但健康的人接种疫苗后出现任何副反应，如发烧疼痛等症状，那就大不一样了。此外疫苗是服务于大群体的，一次接种几十几百万人，即便是几万、几十万分之一的严重副反应，对于出现副反应的本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何况如果有质量问题的话，那就是大问题了。所以我们的社会责任首先就体现在确保产品质量层面。我们的企业文化是关爱生命、呵护健康，这就是责任文化。 我们对产品的要求是安全、有效，安全包括副反应越少越好。从服务、管理、科研等方方面面都要有这个理念，责任才能落实在工作上，才能体现在每个产品中。比如，供应方面，如果运输过程不投入，从北京运到乌鲁木齐，疫苗就可能没有效果了，那中间运输管不管？要管，而且我们用冷链运输保障品质，这是要投入很多成本的。送到乌鲁木齐就可以吗？还不够，还要接种在人身上。接种完了还要看效果好不好，是不是有改进的更好的办法？比如现在需要打三针，通过科研投入可以变成打一针就管用。如果没有这种责任意识的话，就不会想做这种研发投入。2012年，我们研发支出超过6000万元，占营业收入的4%，为不断研发质量更好的产品和新型疫苗产品提供了基本保障。 “责任难以量化”
《董事会》：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您认为董事长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杨晓明：董事长可以说是董事会的灵魂人物以及企业的掌舵者。任何一个公司的结构以及企业文化，与董事长、董事会的理念和文化素养都有很大的关系。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一方面，我会对董事会进行协调，并引导全体董事会成员一起把董事会建设成为一个符合现代企业要求的良好高效学习型董事会。另一方面，保持与公司经营层的良好沟通和交流，本着对全体股东和社会公众负责的原则，树立“合规经营、诚信守誉、服务社会、和谐共赢”的企业形象，把“爱与责任”的企业价值观贯彻到董事会的运作和公司经营中去，推动和监督公司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董事会》：您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有何期待，比如社会责任的量化？ 杨晓明：企业社会责任最好能量化，但很难量化。比如我们的特储产品储备在冷库里，社会就是稳定的，如果没有疫苗，像当年的非典，社会就是没有免疫保障的，用疫苗保障社会稳定的成果是很难量化的。像绿色GDP的提出一样，上市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这个评价体系是个创新，有一定的导向性，但是否能客观反映社会责任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探讨。 比如，一个百万富翁捐了50万元，一个乞丐把要来的一个面包给了旁边一个生命垂危的人。你说这两个人谁贡献更大？毫无疑问从数目看50万大，但从人的道德、感情层面，可能乞丐这一个面包更有意义。从道德层面，捐100万就比10元高尚？我不这样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也一样，不能简单量化、比较，应该从企业实际情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个具有责任感的企业，首先是具有社会责任的理念，其次是经营好自己的企业，同时在经营、管理、服务中体现出企业的各种社会责任，使企业与社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总之，我希望我带领的天坛生物，能够在公司治理、公开透明、社会责任、经营效益等方面有更好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