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就我国的企业制度而言，最早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然后是全国性的股票市场和全国人民当股东的上市公司制度。股票市场和上市公司制度是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适合西方国家的国情，一是在西方，职业经理人队伍比较成熟，有较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职业道德水平。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没有资本家，自己要通过身份错位，把自己由经营者变成资本家，甘当“红色资本家”，以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二是西方媒体开放，公信度高，社会舆论监督的外部约束力量强。三是政府及执法者自律性强。这三条在我国基本上不具备。所以，选择我国的企业制度，还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我国企业家的创造、
我国的企业制度，土生土长的有二个，一个是晋商，他的发明是“身股制”， “身股”又称“力股”或“人股”，旧中国合伙企业中，合伙人以劳务代替出资的股份。身股合伙人得按契约规定分配利益；除契约另有约定外，一般不负担企业损失。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工者有其股”。 《乔家大院》中，有这么个情节：乔家在包头的各商号刚摆脱困境出现转机，却出现许多伙计纷纷向“东家”乔致庸提辞呈要求离职的事。主因是别的商家用稍高薪金来挖乔家伙计，而乔家商号内部也确实存在分配不公的问题，于是那些伙计就心动欲弃乔家而他投。乔致庸从马荀那里了解到实情后，就作出一个创造性决定：凡乔家商号伙计满师后第一年除薪金外还可获得一厘“身股”（年终可分得120两银子），以后“身股”逐年递增。这一招果然灵，不但稳住了伙计留住了人才，有的（如马荀）还替“东家”出了赚大钱的主意。以后乔家的蒸蒸日上，是与伙计们的齐心协力分不开的。历史上的晋商，不少企业后期的身股比银股还多。不仅在中国，国外也有“身股”。据《艾登回忆录》记载，艾登在1955年至1957年任英国首相期间，国内经常发生工人罢工示威，大多数罢工诉求是为提高工资，令企业和政府都十分头疼。后来艾登说服各企业主，除适当提高工人工资外，还让工人们拥有企业内部股份（贡献、技术、投资），这样使工人与企业结成共同体，利害与共，一致对外赚钱谋发展。艾登的招数有点类似于乔致庸的“身股”，很快被其他欧美国家所仿效。“让工者有其股”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使企业变为众人共有的企业，利于企业体制、经营机制的转换；它使员工既是企业劳动者，也是企业资产所有者，利于提高他们对资产运行的责任；它使员工既为企业打工，也为自己打工，利于提高企业凝聚力，营造利益共同体。于是想到当前中国许多企业面临的一些问题：用工难、留不住人才等等，在民工问题上尤为突出。一个企业或单位，你不善待员工，不合理解决其待遇、社会保险，不把他们吸纳到共同体中，光想赚他们的血汗钱，是不行的。
历史上有晋商，当代有浙商。浙商企业制度有一个特点，以前我总是把它视之为“缺点”，即它的家族制模式，80%的浙商是家族企业，先天的不足在于一是资金规模小，老板水平低。浙江人通过“小狗经济模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小狗经济”是我国经济学家钟朋荣提出来的：在非洲的大草原上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三条小狼狗能吃掉一匹大斑马，其秘诀在于八个字：分工明确、合作紧密。如果三条小狼狗都东咬一口，西咬一口，是很难制服大斑马的。正因为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才产生了分工的优势，产生了合作的能量。浙商正是依靠着浓度的分工和紧密的配合，才似小狗似的在大草原上无往而不胜。“小狗经济”本质上是“合作经济”， 基本要素那就是：在特定区域形成产业集聚的格局，并在区域内进行精密的产业分工，同时辅之以上规模的专业市场，这样，整个区域的某一产业就既获得了专业化分工的效益，也因企业的集聚和市场的高效运作而降低交易费用，最终获取低成本的优势。比如， 台州：台上有上千家摩托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每个企业规模都不大，但一个企业或一个家庭甚至只生产一个螺丝钉，专业化分工非常明确，零部件专业化生产水平相当高；由于单一的企业或工厂专业化程度很高，生产效率随之提高，而发达的市场体系又极大地降低了不同生产环节间的交易成本，因此，整个台州地区摩托车生产的总成本比内地许多大型摩托车集团要低30％。温州：温州鞋业形成了类似的分工体系：鞋底——乐清白石鞋底生产基地；鞋饰——永嘉黄田鞋饰生产基地；鞋料——河通桥鞋料市场；皮革——生皮市场；鞋机———瓯北皮革机械市场。 嘉兴：在嘉兴形成了以海宁皮革、平湖服装、桐乡羊毛衫、秀洲丝织等块状经济为特色的纺织业产业群。诸暨：诸暨的大唐镇是全国性的袜子生产基地。小小一双袜子，会用到上百种原料，因此厂家间的分工也达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光棉袜就有精梳棉、丝光棉、普梳棉等几个系列。
晋商、浙商的企业体制，是生长在中国的文化和土壤上的，上中国人自己打造出来的，也必定是生命力的，可以做为我国新世纪企业体制创新的借鉴。
